《杜甫十讲》| 朱步冲解读 每天听本书2022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莫砺锋的《杜甫十讲》。

杜甫，被尊称为“诗圣”，和著名唐代诗人李白并驾齐驱，成为唐代，乃至中国古代诗歌史上难以逾越的两座高峰。同为唐代文学大家的韩愈，曾经动情地称赞他们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相信大家在上学的时候，就对他们的作品和生平有所了解了。

不仅如此，越到后世，杜甫诗歌的影响力反而越大，他的作品仿佛一块宝石或者美玉，越经受时间的打磨，就越绽放出璀璨的光芒。在宋代之后，每当中华民族遭受艰难困苦的时候，杜甫的诗歌，就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食粮，人们纷纷从中汲取营养，获得力量。

要深入了解一位伟大作家存在的意义，就必须从他的作品出发，进而去探究他的生平，以及他所处的社会大时代背景，因为任何经典作品，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与缩影。

本书作者莫砺锋，是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以及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他写作本书的目的就是从诗歌分析入手，联系唐诗创作的社会大背景，探索一代诗圣杜甫的精神世界。在读过这本书之后，相信你能够对1300年前这位著名诗人的精神世界，和他所处的盛唐至中唐时代，有一个系统而直观的了解，从而也能对杜甫留给我们的丰富诗歌遗产，在文字审美之外增添更深刻的领悟：为什么杜甫的作品和他的精神，最终变成了中华民族集体性格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首先，我想介绍下杜甫创作《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的来龙去脉，并以这首诗为切入点，带大家了解盛唐时期，诗人这个群体、文学创作活动的特色，以及人到中年，即将迈入创作高峰期的杜甫，他的生活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在第二部分中，我想带着大家顺着作者莫砺锋的叙述，以杜甫一系列名作的解读为线索，来谈谈杜甫诗歌中所体现的三种独特而宝贵的精神价值，也就是诗史精神、仁爱精神和布衣精神。可以说，杜甫去世之后，这三种精神，深深地嵌入了其后历代诗人的灵魂和基因，通过他们的文学创作代代相传。

杜甫这首《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创作于公元752年秋天。这首诗是如何诞生的呢？就是杜甫和几个诗人相聚，以文会友，来到了长安的大慈恩寺，然后就登上了寺院中的高塔，也就是今天大家熟悉的西安旅游景点——大雁塔。随后，诗人们以登塔观景为统一主题，来进行现场创作，然后交流品评，互通有无，这种行为，在当时被称为“同题共作”。

在唐代，这种类似现场创作大赛的文学社交活动，非常流行，甚至成为唐代宫廷中的仪式性活动。比如，有一则唐代笔记就记载，武则天就在宫里举办写诗比赛，坐在巍峨的高台之上，首先公布题目，底下的文人士大夫们，创作完了就把诗文写在一张纸上，往上递。具体的执行评委，是武则天身边的著名才女上官婉儿。写得不好的作品，就直接被扔下来，像雪片一样飘落。

在唐代，文人学士的频繁游宴活动，也是“盛唐气象”的一种具体表现。在我们之前解读过的《只是一首歌》，这本书里，曾经说过，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唐代的文人继承了魏晋风骨，再加上唐代经济繁荣与文化发达，从而让文人学士的日常生活与社交呈现出审美化和文化化的倾向。其次，唐宋时期，是官僚的主体，由世家大族成员，逐渐向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儒家士大夫转变的转型期，所以文人士大夫这个群体的诞生，也要求他们频繁地通过社交活动，来增强彼此的联结。

所以，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时节，杜甫和高适、岑参、储光羲、薛据这四位当时著名的盛唐诗人就组织了一次例行出游，登上了大慈恩寺塔，乘兴作诗。如果我们仔细深究一下，就会发现，为什么题目就选定了慈恩寺塔呢？这是因为，这座塔不仅是长安城的一个标志性景观，文人墨客的必去打卡地，也可以说是大唐盛世的一个文化符号：

首先，大慈恩寺，可以说是唐朝时期佛教信仰盛行的一个标志。这座寺院始建于隋代，原名无漏寺，到了贞观年间，太子李治，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为了悼念母亲文德皇后，把寺院的名字改成大慈恩寺，后来历代都有增建。这所寺院规模宏大，有将近2000间房屋。寺院建成不久，从印度归来的玄奘法师，就在这里开始了梵文佛教经典的翻译，协助翻译的各地高僧和学者多达数百人。为了安放玄奘从印度带回的典籍和佛像，唐高宗特地下令在慈恩寺内，建造了这座慈恩寺塔，原本为五层，后来在武则天当政期间进行了重修，增高为七层。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之后，在隋唐逐渐兴盛，从上层贵族扩散到普通大众。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佛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形式，起到了一个重大的推动作用。

 

这是为什么呢？根据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的观点，佛教哲学的核心思想，就是，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与观察，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心智。也就是说，我们感官中呈现出来的外部世界，也只不过是自己内心世界的延伸。所以，从东晋到隋唐，文学诗歌开始逐渐追求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强化感知的描写手法，描写的重点可能是景物转瞬即逝的某一刻，而且诗人的情绪和心境，和所描绘的景象混为一体，没有界限。读者可以跟随诗句的描写，在眼前的山水楼台、广阔的洪荒宇宙，以及诗人的内心感怀之间随意穿越。

所以，

 

兴盛的佛教信仰，深刻影响了唐代诗人的写作，和他们的内心世界。

 

杜甫，作为唐代诗人中的杰出代表，自然也不例外。书中对这首诗的解读特别强调了杜甫的儒者情怀，但我个人认为，这一首《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虽然没有明显使用佛教典故，但那种大开大阖，以超然自由的姿态，穿梭于现实和往昔之间的创作手法，却和这种佛教信仰的世界观非常贴合。“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在一开头，杜甫就用气势磅礴的笔法，描述慈恩寺塔之巍峨，仿佛超越在天穹之外，凛冽强劲的秋风无休止地吹来，而登塔之人，如果没有弘达的胸襟，就会在这种大尺度的空间里心生愁绪。

接着，杜甫以佛教“三千世界，皆在眼下”的精神，俯瞰周边：终南山仿佛破碎的小块，泾水和渭水两条大河也难以分辨界限，大地笼罩在一片空蒙之中，而雄伟广阔的首都长安，也显得微不可见。

在这一组作品中，后世的历代文学家或者研究者，基本把杜甫这一首，评为第一。清代初年的著名文学家王士禛，谈到杜甫、高适、岑参这次登高赋诗的往事，还是非常激动和仰慕，于是他在自己的笔记小说《池北偶谈》里写了一段话，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自己特别想穿越回现场，一睹这几位盛唐时期诗坛名人的风采，哪怕是在一边端茶递水伺候着，也心甘情愿。

另外，慈恩寺塔，对于唐代通过科举而跻身官僚队伍的士大夫来说，也有特殊的意义。凡是来参加科举的读书人，都会来到慈恩寺塔下面题名，把自己的名字写上，说“进士某某某题名”。因为在唐代，“进士”这个词，还是指代前来参加科举的考生。等真正考中入选了，再回来加上一个“前”字，成为“前进士”。

在唐代，科举考试的形式和后世区别很大。首先，考试的种类名目有很多种，其中最著名的进士科，除了历史知识和古代经典，诗词的现场即兴创作占据了很大比重。其次，考官在判卷的时候，能看到考生卷子上的姓名，文字和人能够对得上。所以，来赶考的考生们，最重要的就是先融入首都长安的文化与贵族圈子，多创作，多和文坛领袖、达官贵人社交，刷出一个才子的人设和存在感，然后再参加考试。这样，考官一看，诶，这是某知名才子的考卷，那他的文章和答案我就要多琢磨一下，有什么内藏的玄机，不能因为一个不好的细节或者第一印象，就错过了人才。

但不幸的是，杜甫在唐代科举的考场上，始终是一个落魄而失意的角色。从736年开始，杜甫几次参加科举，但不幸都名落孙山。 杜甫落选的原因，在今天已经无法考证。著名历史学家洪业根据杜甫早年的诗赋作品，推测说，杜甫落榜的原因，可能是他早年的诗赋风格还在探索阶段，行文有时过分深奥，有时艰涩，缺乏那种清新浅显，容易讨喜的“流行范”。在公元747年，杜甫再次参加唐玄宗举办的“制举”，也就是一种临时举办，为朝廷延揽特殊人才的考试。但不幸的是，当时独揽大权、善于排除异己的宰相李林甫意识到，参加考试的许多考生，是自己政敌的门生或者亲友，所以暗中耍了手腕，让全体考生无人中选。

这一次科场失意，对于杜甫的打击，无疑比第一次还要沉重，再加上一些历史学家推断说，在此之前，在朝中当官，为杜甫提供经济支持的父亲杜闲也去世了，所以杜甫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在长安过起了一种半门客、半幕僚的生活，聊以糊口。

那么在慈恩寺塔上即兴写诗的杜甫和其他人，心情如何？作者莫砺锋说，肯定既有饱览壮丽山河的豪迈，也有对近年来国事朝政的隐忧：宰相李林甫的政治影响力在逐渐衰退，然而这并没有预示着玄宗朝的政治有转向清明的可能。因为未来的继任者，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是一个贪婪、浮躁而腐败的政坛新贵，依靠裙带关系上位，缺乏李林甫的政治手腕。在这些奸佞小人的影响下，唐玄宗也沉溺于所谓的盛世繁荣，整个宫廷穷奢极侈，宫廷里一盘珍馐美味，就等于10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同时，唐王朝在北方和西南边疆发动了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不仅耗费了大量社会资源，牺牲了无数寻常百姓的生命，还让安禄山、哥舒翰这样的外族将领，掌握了越来越大的权力，成为威胁唐朝中央朝廷统治的定时炸弹。

所以，当天宝十一载秋天，杜甫等诗人登上慈恩寺塔赋诗的时候，大唐帝国表面上是繁荣昌盛，烈火烹油，但各种深刻的矛盾危机，已经呼之欲出。同时，这几位诗人当时的仕途生涯，也并不是很顺利。

根据推断，杜甫在这一年已经成婚，很可能也有了孩子，生活上的经济压力陡然增加。 而在此之前，杜甫在长安的生活已经非常拮据。在前一年，杜甫为了在朝廷中谋得一官半职，施展自己为国效力的抱负，向唐玄宗进献了三篇富丽堂皇的赋，也就是一种讲求对仗和韵律的长篇文章，来歌颂唐王朝在年初举行的三次祭祀大典。在进献时，杜甫特地上奏玄宗，说自己已经年满四十，但由于迟迟未能通过科举走上仕途，所以生活窘迫，被迫寄居在自己远房堂弟的家里，依靠朋友们的接济来生活。 不过，这次大胆的进献，并没有给他带来满意的结果，虽然唐玄宗被这三篇赋的文采所折服，特地允许杜甫参加一次由中书省组织的特别考试，但杜甫依旧没有通过，只拿到一个在吏部挂名，等待替补官职空缺的结果。这种结局，自然让才大志高，迫切要求解决生计问题的杜甫，无法接受。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是清代著名学者、诗人赵翼的诗句。意思是，生逢乱世，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一种不幸；而对于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却是一种触发其创作灵感的契机。因为动荡的时局和人民的苦难，能让写出来的作品无须雕琢，就可以让读者深切地感怀共情。所以说，公元752年，杜甫这一次登高赋诗，可以被我们当作了解诗人所在的社会环境、他的精神世界以及创作风格的一个切口。在即将到来的中唐乱世中，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和目睹的苦难，将让杜甫的诗歌创作迅速臻于化境，迸发出无穷的能量。

好了，我们刚刚通过了解杜甫创作《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的来龙去脉，对盛唐时期文学创作的风气和杜甫当时的生活境遇，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但是，时代背景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作家是否能写出好的作品。作者莫砺锋在书里就说：

 

我们以前在评价作家的时候，在谈论文学史现象的时候，总是过分强调时代背景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作家的内心世界，是他的才情、他的胸怀、他的见识、他的思想，这些内在的因素也许比外在的因素更重要。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随着作者莫砺锋的描写，一边赏析杜甫的传世之作，一边了解杜甫通过作品体现的精神与情怀。我自己在阅读中，尝试总结出了杜甫作品中三种最为重要的精神，分别是诗史精神、仁爱精神，以及布衣精神。

首先来看看，杜甫的诗史精神，就是在作品中，把宏大的社会历史事件和个人经历有机结合起来，达到“以诗著史”的境界。 自媒体人、作家六神磊磊有个说法更为直白，说杜甫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的作品就是“时代的嘴替” 。后世的读者，通过他的诗，一方面能够细微而深切地了解，中唐乱世普通大众遭遇了怎样的巨变和苦痛，另一方面也能够触摸到这位伟大诗人自己颠沛流离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毕竟，只有具象化的细节与场景，和每一个个体的独特命运，才能最有效地引发他人的共情，以及作为对时代的有效记录而存在。

在作者莫砺锋看来，最能体现这种“诗史精神”的杜甫作品，莫过于写于安史之乱期间的“三吏”与“三别”。

这两组诗，创作于公元759年。在此之前，唐军在宰相房琯的指挥下，在陈陶斜被安史叛军打得大败，杜甫由于直言进谏，支持房琯而被唐肃宗贬官到华州，也就是今天的陕西渭南。759年3月，唐军又被安史叛军在河北再次击败，被迫退守洛阳，洛阳民众人心惶惶，纷纷出逃。此时，杜甫正在洛阳探访亲友，也被迫裹挟在逃难民众的滚滚人流中，一路向西，试图返回华州。

“三吏”的主题，是杜甫在流离失所中，目睹朝廷官吏强行征发民众从军入伍，以及服劳役的残酷暴行，有感而作。《新安吏》说的是在洛阳附近的新安县，官吏把未成年的男性民众强征入伍的情况。“三吏”的叙述，是以诗人杜甫和官吏以及百姓的对话来展开推进，仿佛今天的现场新闻采访。

通过诗人之口，我们可以得知，由于唐军在河北新败，兵力折损过多，所以需要继续补充人力，以图再战。但是，在新安县，能够适龄入伍的男丁已经绝迹，所以官府只能涸泽而渔，以身材矮小、年龄尚幼的未成年男性来凑数。在这些强征入伍的未成年男性里，那些似乎长得壮实一点的，大多家境不错，有母亲来送行，而那些身体瘦弱的，恐怕已经是父母双亡，只能沉默地加入络绎不绝的壮丁队伍，独自上路。这首诗的后十六句，是诗人杜甫对这些男丁的宽慰和勉励，诸如，唐军应该就在洛阳附近扎营，粮食充足，距离故乡并不是很远，更何况统帅是以体恤部下而闻名的郭子仪，他对待大家，一定会如同父兄对待子弟一样。不难想象，杜甫在说出这番话时的矛盾与悲哀，一方面，目睹过安史叛军暴行的杜甫，对唐军的平叛战争是支持的，但同时，广大人民为这场唐王朝平叛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却让他的内心极端悲愤与无奈。

与“三吏”不同，“三别”的叙述，则是诗人化身为当事人的“嘴替”，以第一人称口吻，写出普通百姓的离别与哀伤。其中最令读者心碎的，是第三首，《无家别》。在《新婚别》和《垂老别》中，当事人虽然不幸，但好歹还有亲人能倾诉，但《无家别》却是一位唐军中普通士兵的喃喃自语。战败后的他回到故乡，发现家园已经毁于一旦，亲人们也不知去向，更残酷的是，县里的官吏得知此事后，责令他立刻回归部队。临行前，由于已经无家可别，主人公只能匆匆拽住身为路人的杜甫倾诉一番。所谓“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说白了就是，既然已经没有了家园，那么去哪里，也都是一样了，诗人杜甫用看似旷达的语言，实际上起到了比直接控诉更加强烈的效果。

在“三吏”与“三别”的写作中，种种惨痛的场景，估计又让杜甫，对自己的官小言微和无能为力，产生了巨大的自责与内疚。通过诗中近乎白描的叙述，我们今天，对这场战乱对人民造成的摧残，以及杜甫内心的矛盾与痛苦，依旧能有一种鲜活的感受。

另外，杜甫的长诗《北征》，也可以被看作是杜甫“诗史”写作的一个典范。先交代一下杜甫写这首诗之前的背景。安史叛军攻破潼关、进逼长安时，诗人带着家人从潼关附近的奉先县仓皇向北逃难，最终逃到了陕西北部的鄜州，在羌村将家小安顿下来。随后，肃宗在灵武登基，杜甫得知消息后，就离开羌村投奔灵武而去。然而途中他被叛军俘虏，又抓回了长安，滞留到第二年四月，后来，杜甫又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凤翔投奔朝廷。唐肃宗为了奖赏他的忠诚，任命他为左拾遗，专门给皇上进谏。结果，房琯兵败获罪，杜甫替他辩护，惹恼了唐肃宗，于是就疏远他，给他放了个长假，让他回陕北鄜州探亲去。这时是757年闰八月，这一探亲，就有了《羌村三首》，也有了《北征》。“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这首长诗，如同一组蒙太奇电影镜头，给我们展示了诗人探亲沿途七百多里以及回家后的见闻和思绪。一路上，人烟萧瑟，只有猫头鹰在树梢啼叫，田鼠从洞穴中露头。“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诗人不由感慨：为什么驻守潼关的20万唐军，一战就败，溃不成军，导致广大百姓惨遭杀害？诗人与亲人欢聚之后，依然放不下心事，他牵挂的，不仅是流离失所的黎民百姓，更有对时局转变的期盼：听说朝廷请求的回纥援军已经来了，他们身穿白衣白甲，那么是不是叛乱就能被迅速平定呢？你看，一路上的颠沛流离和风云变色的乱局，被杜甫利用娴熟的技巧，结合在了一起。 这里只是粗略一说，书中有十分精彩的详细解读，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翻翻。

接下来，我们再来通过一组经典作品，来体味杜甫创作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仁爱精神，也就是博爱与宽仁。大家可能已经有了一种印象，就是在唐代诗人中，杜甫对于万物生灵和劳动人民的同情与关怀，是格外突出，甚至自成一档的。这种性格上的高贵之处，固然来自诗人天性中的纯良和颠沛流离中的见闻，当然也有佛教信仰中“慈悲”与“普度众生”观念的影响。

比如，杜甫写过一首《孤雁》，作品咏叹痛惜的对象，既是离群落单的一只孤雁，也暗喻晚年流落他乡的自己。这只孤雁一边飞翔，一边因为思念同伴而哀鸣。“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它单薄小小的影子，最终消失在重重的云海之中，虽然已经不能看到它，但孤雁的哀鸣，依旧回荡在诗人的耳边。

当然，说到对普通人民疾苦的体察，杜甫作品中表露出的感情，就直白强烈得多。除了刚才介绍过的“三吏”与“三别”，大家可能还会想到脍炙人口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尤其是最后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不过在这里，我反而要给大家推荐一首相对小众的《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这首诗，是杜甫在夔州时写的。当时，夔州都督柏茂琳委派他管理大概100亩的公田。杜甫在诗的前半部分，充分描写了丰收时稻田的壮美，最后依旧不忘记叮嘱随行官员，要把盈余的粮食分给有需要的贫苦农民，不要出现只顾着充实官方粮库，而忽视民间饥馑的情况。由此可见

 

，杜甫对于普通人民的感情，并非像一些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空发论感，而是言行合一，积极有为的。

最后，让我们再看看杜甫作品中强烈的“布衣意识”，也就是说，诗人杜甫终其一生，都自觉地时刻与政治权力保持一种疏离感，但是又热切关心朝廷的政治实事，希望能够有所作为，体现了儒家传统中“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精神。

一些后世的批评家，有一种论调，说杜甫作品的忧愤其实是一种求取功名不得后的发泄。但今天的我们，只要稍稍结合杜甫的生平来研读他的诗，就会发现这种论点站不住脚。如果杜甫真的是以官场仕进为人生第一目标，那么他无疑会抓住任何一个微小的机会，向权力的顶端攀爬，但是杜甫对功名利禄，其实并不在意。例如，在公元755年，杜甫终于得到了一个小官职，河西县县尉，区区九品官。历史学家洪业说，这个任命不仅无法施展杜甫横溢的才华，甚至和他的道德原则相抵触，让一个时刻同情苍生万物疾苦的诗人，去负责捉拿和惩罚交不出赋税、逃避徭役的老百姓，真是一种讽刺。杜甫自然拒绝了这样一份差事，不过，本书作者还是认为，杜甫拒绝上任的原因，主要还是不愿意委屈自己，在这一点上，各种推测可以说是见仁见智，大家自行判断就好。

随后，朝廷又重新任命杜甫在负责东宫禁卫的右卫率府里，当一个小小的文职参军，这是一份无事可做的闲差，当然也不是杜甫的志向所在。所以在送给高适的《官定后戏赠》里，杜甫以表面上的放达不羁，体现了自己的失落与苦闷。在诗作一开始，杜甫就自比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的陶渊明，直白地指出，如果接受县尉的任命，那么从此自己就要过一种巴结逢迎长官，同时鞭打威吓百姓的生活。不过自己在参军的职位上，倒是能依靠俸禄，天天无所事事，饮酒作乐，顺便高声歌颂皇帝和朝廷的恩典。当然这是一种出于无奈的反讽和牢骚。

为什么说杜甫不是那种满足于领取一份俸禄，然后逍遥自在的人？有一个证据，就是在此后不久，杜甫就离开了长安，途中写了一首著名的五言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在诗句中鲜明地指出，自己本身就是一介布衣，虽然笨拙，却一心想模仿古代的贤臣，为苍生和国事担忧，虽然屡遭挫折，但并不气馁。接下来，杜甫又用富丽的排比，描写了途中经过的骊山之上朝廷权贵此刻的奢靡生活，所谓“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清晨的华清宫，温泉的热气在空中氤氲成雾，羽林军的将士们往来穿梭，那一定是玄宗和杨贵妃已经驾临，正在享乐；他们消费的奢侈物品真是多啊，身上穿的是貂鼠皮裘，吃的是驼掌羹和新鲜的柑橘等美味，然而杜甫笔锋一转，开始大声疾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诗歌接近结尾的地方，杜甫借用了古代神话中共工怒触不周山的典故，抒发了自己对时局的担忧，预言一场巨大的灾难可能即将发生。实际上，此诗写成后大约一个月，安禄山就在河北举兵反叛了。

到了晚年，杜甫这种自我定位于“布衣”的意识依旧没有变化，顶多加了一点年纪老迈后的自嘲。在夔州定居时代，他创作了《秋兴》八首，这是杜甫晚年诗歌的巅峰之作，笔法炉火纯青。壮丽多姿的景色，和诗人内心的凄楚与寂寥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第三首中，杜甫先描写了自己闲坐江边高楼，放眼望去，江上忙碌的渔民和低飞的群燕相映成趣。随后，他的笔触转向描写自己的内心：诗人自比汉代学者名臣匡衡和刘向，但境遇却大相径庭，匡衡在直言上书后得到了重用，而刘向可以埋头做学问，最终精通儒家典籍“五经”，然而反观自己，在仕途和学问上都没有太大成就，实在是有愧。在最后一联，杜甫想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同门学友，说他们“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昔日的同门大多已经飞黄腾达，如同汉代居住在五陵地区的豪门，骑着肥壮的骏马，身上穿的是轻盈而暖和的皮衣。但是，杜甫写下这些，并不是羡慕，而是一种冷眼旁观和表明心迹。作者莫砺锋说，这一句好就好在这个“五陵衣马自轻肥”的“自”，暗含的意思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自己既然愿意遵守道德底线，选择了一条和这些同学少年截然不同的道路，那就自然会和他们渐行渐远。

好了，由于篇幅所限，这本《杜甫十讲》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在本书中，作者莫砺锋通过十篇课堂实录文章，通过分析杜甫流传至今的经典诗作，来还原他的人生轨迹，以及通过作品抒发的精神与意志。

在此之前，我们得到听书曾经解读过一本书《唐诗寒武纪》，作者六神磊磊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设想，就是唐代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高峰，一下涌现出如此多的文学大家和经典之作，如同地球生物进化史上知名的“寒武纪大爆发”。现在，通过阅读本书，和其他唐代文学相关的研究著作，我们可以得知，从杜甫这样杰出的个体诗人，到唐代文学的繁荣，这一波大爆发，是由中国社会变迁与对外文化交流等诸多条件促成的。

首先，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出现，让官僚文人士大夫这一群体逐渐出现、壮大，而文学创作是当时科举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个群体实现内部凝聚和沟通交流的主要媒介。

其次，是佛教自两汉之际以来的逐渐传入，佛教哲学中那种强调外部世界为自身感知镜像的认识论，也深刻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从而给了历代诗人以更大的自由度，在物我之间，以及时空中随意跳脱。

最终，盛唐时期社会经济的繁盛，与随之而来的安史之乱，给了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者一种强烈的刺激与对照体验，让他们拥有了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澎湃汹涌的情感。

而杜甫的一生，正好横跨开元盛世与安史之乱，诗人的生命周期，仿佛与唐王朝协调同步。他的青壮年，适逢开元盛世，而中老年，则经历了安史之乱，目睹了唐王朝国力的日渐衰弱。而诗人出色的文学天赋和敏感的观察力，促使杜甫通过1400多首作品，完整地记载了他所处世界的兴衰离别，为今天的读者提供了一份最为丰富的文学遗产，以及对那个时代最详细忠实的记载。同时，杜甫作品中，对普通人民苦难的悲悯、对家国命运的关怀，也随着他作品的流传，而被普及接受，变成了中华民族集体性格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所以，哈佛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宇文所安就曾经盛赞说，

 

杜甫用诗歌构建了自己的生活，最终把一个唐代仕途失意的小诗人，变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最著名的创作者和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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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朱步冲 转述：徐惟杰 脑图：刘艳导图工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