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旗飘扬的舰队》| 朱步冲解读 每天听本书2022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是近代史研究学者姜鸣的《龙旗飘扬的舰队》。

姜鸣这本将近80万字，体量厚重的历史著作，核心内容就是清末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史。由于内容严谨，旁征博引，从1990年出版之后，不断再版，内容也在持续丰富增补。今天我在这里为大家解读的，就是2021年的最新修订版本。按照作者姜鸣自己的话说，中国近代海军史，尤其是甲午战争史，是一个公众持续关注，常讲常新的热门历史话题，它体现了中国近代被迫打开国门之后，为了摆脱屈辱，努力追求强国目标和现代化的艰辛探索和抗争。

中国，拥有长达一万八千多公里的漫长海岸线。但是，自古以来，中国边疆所遭受的外来入侵，几乎主要来自北方草原，同时，传统中华文明的农耕属性，也让它对海洋始终怀着一种疏远和保守的态度。不过，

 

自从16世纪大航海时代开拓东方航线后，西方殖民国家依靠先进的航海技术与武器装备，自欧洲沿非洲、东南亚沿海抵达中国，强行叩开了中国紧闭千年的大门，试图把它纳入方兴未艾的全球化经济体系。这才逐渐让古老的华夏文明意识到，海防事业与建设近代化海军的紧迫性。

近代中国海军的诞生与发展，是中国漫长又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阅读这段历史，一方面要对那些从零开始的历史当事人和先驱者表示敬意；一方面，也要清醒地看到，他们由于时代和思想的局限，走过的弯路。

接下来，我就分三个部分，为你讲述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海防事业如何在晚清变局中艰难起步。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将随着作者姜鸣的叙述，来系统反思一下，晚清政治体制的落后，与清朝统治者本身的局限性，让近代中国海军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走了哪些弯路，埋下了哪些隐患。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甲午战争后，中国清王朝海军短暂的复兴，这一段相对鲜为人知的历史。

要追溯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开端，就得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861年。在一年前，英法联军远渡重洋，攻入北京的事实，让清王朝上下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震撼。对于晚清时代的中国人来说，西方列强的入侵，无疑是一场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首要原因，都是落后的清军无法抵挡列强的坚船利炮，于是，巩固沿海边防，无疑成为清王朝上下关注的头等大事。

8月，远在江南镇压太平天国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他主张，购买与仿造先进的西方军舰与枪炮武器，同时可以起到巩固海防、防御列强，以及剿灭太平军的双重作用，所以是挽救清王朝危局的头等大事。 这一主张，在朝廷中枢，得到了恭亲王奕䜣等人的大力支持和响应。可以说，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开端，洋务运动之所以能启动，实现军事，尤其是海军现代化是首要推动力。

清王朝建设近代化海军的第一次努力，就是尝试外购军舰，镇压当时如火如荼的太平天国起义。1862年1月到2月，刚刚成立的总理衙门，在恭亲王的主持下，就试图从英国购买军舰，成立一支内河炮艇舰队，和太平天国交战。然而，负责办理此事的英国人李泰国，却试图把舰队办成所谓的英中联合舰队，由英国海军军官阿思本指挥，让舰队处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这种目无中国主权的行动，连清政府都无法忍受，也受到了其他列强的强烈反对，所以，阿思本舰队最终无疾而终，清政府白白付出了67万两白银。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地方洋务派官员的努力下，第一批近代化的军工和船舶制造企业，在19世纪60到70年代，逐渐出现，包括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以及福州船政局等等，让中国近代工业化迈出了艰难而重要的第一步。例如从1869年到1874年，福州船政局，就在总理船政大臣，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的监督下，累计制造了15艘军舰，其中扬武、福星号等军舰，成为日后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的主力。

同时，在左宗棠的推动下，中国第一所海军军官学校和船舶工程学校福建船政学堂也于1867年1月，在福州落成，成为中国自行培养海军人才的开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观念保守陈旧，以参加科举考取功名为人生正途，所以第一批录取的学生只有寥寥几十人，不是家境贫寒，就是家里从事外贸生意，对西方有所接触的商人子弟。在这些人中，就包括日后著名的思想家、翻译家严复，以及刘步蟾、林永升、叶祖珪等日后北洋舰队的主要将领。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遵循的是一种“危机—反应”模式，也就是说，改革是因外部威胁或者冲击而起，再因为过程中遇到的新阻碍，或者外来挑战而不断升级加速，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海军建设也不例外。正当中国近代的海防事业还在蹒跚起步的时候，另一次危机又突然而至。1874年，刚刚因为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化改革之路的日本，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推行对外扩张的国策，借口所谓“牡丹社事件”，悍然出动军舰，护送陆军，试图侵占台湾岛。于是，清政府火速任命沈葆桢办理台湾防务，调遣福建水师军舰进驻台湾各港口，李鸿章也奉命派遣淮军精锐部队6500人前往充实台湾防务。由于当时日本海军建设也刚刚起步，兵力单薄，面对清政府出人意料的强硬反应，只得乖乖坐下谈判。虽然日本吞并台湾的图谋没有得逞，但也巧取豪夺，从清政府手中获得50万两白银的所谓“赔款”。

双方签订协议后第六天，恭亲王就以总理衙门的名义，上了一道奏折，写得十分急迫，语气沉痛；核心要点就是，自1860年英法联军入京以来，15年过去了，但关于海防的各项改革，进展迟缓，现在一个小国日本，仗着刚买了几艘军舰，就敢上门挑衅，万一虎视眈眈的欧洲列强再相机而动，那么局势肯定就无法挽回了。由这道奏折开始，清王朝各地的实权督抚，都纷纷上书，从而引发了晚清历史上著名的海防大讨论。

最终，

 

著名洋务派官员丁日昌，提出了“三洋并举”方案，算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关于系统发展近代海军和海防战略的构想。

 

按照丁日昌的设想，清王朝应该分别在天津大沽口、上海吴淞、厦门为基地，设立三支海军舰队，分别以渤海与黄海，以及东海、南海为防区，互相支援，定期举办联合演习。三支舰队都该装备先进的西方蒸汽动力军舰，彻底废弃传统的水师，和装备的木质风帆动力军舰。 随后，在1875年5月，清廷以刚刚继位的光绪皇帝的名义，正式发出谕旨，采取北洋、南洋并举的方针建设近代海防，购买西方蒸汽铁甲军舰，分别委任李鸿章与沈葆桢督办，并责令总理衙门和户部等机构，筹措海防建设所需费用。由此，近代中国的海军建设，终于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

从1875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将近20年的时间，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海军建设史上最为蓬勃的时期。然而，由于当时中国薄弱的工业技术基础、保守的社会意识形态、晚清低效落后的政治制度，以及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让近代中国海军建设，在发力冲刺的同时，也走了不少弯路，还埋下了各种先天不足导致的隐患。

首先，来看看这场近代海防建设的实际领导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一批在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起家的地方实权派官僚，也就是

 

大家熟悉的“洋务派”。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大方向上，他们目标一致，互通声气，但一进入实际操作层面，则因为派系和利益分歧，而明争暗斗。

具体在海防与海军建设方面，清政府虽然拍板，要南北洋并举，但由于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和利益打算，到底政策向谁倾斜还是一视同仁，朝廷中枢也是左右为难。1880年，内阁学士梅启照上奏折，提出设立外海水师提督，相当于近代化海军的舰队总司令，以便统一指挥沿海各镇的军舰和兵力。然而，这就等于同时动了南洋和北洋的蛋糕；尤其是手握资源最多、地位最高的李鸿章，坚决不允许自己苦心培植的北洋海军脱离自己的掌握。所以李鸿章索性以退为进，以北洋海军发展迅速，马上可以自成一军为理由，建议北洋先设提督一职，而在南洋分设苏浙外海水师提督与闽粤台地区水师提督，重提三洋并举方案。接替沈葆桢的刘坤一，明白自己没办法与位高权重的李鸿章对抗，更不愿意南洋海军实力再被一分为二，所以也上书反对建立统一的外洋海军，主张各地军舰和兵力按旧制，归各镇各省管理，让朝廷规划的“三洋并举，互为应援”的海军发展计划无法推行。这样一来，晚清海军建设，就形成了李鸿章北洋一家独大，南洋、福建、广东惨淡经营，各不相统的局面。

更糟糕的是，李鸿章为了尽快壮大自己北洋水师的实力，不惜利用自己熟悉洋务、人脉宽广，以及北洋水师拱卫京畿，地位重要的优势，在购买军舰时巧取豪夺，损人利己。虽然短期内，北洋海军变成了一支号称“亚洲第一，全球第八”的海军舰队，但实际上，却对近代中国海军建设发展的全局，起了一定的负面作用。在这里，我们就拿大家比较熟悉的北洋舰队各艘主力舰的购买过程，作为案例来拆解一下。

在1875年，朝廷宣布两洋并举的谕旨里，已经提出了购买铁甲舰的构想。铁甲舰，就是拥有装甲防护，和大口径火炮的大吨位主力舰，为当时海军舰队的主力。消息一出，各地洋务大员里综合势力最强的南洋、北洋一直都在图谋，让铁甲舰首先花落自家。消息灵通的李鸿章，看上了两艘原本土耳其定制的英国铁甲舰，积极运作购买。但是，朝廷中央的恭亲王为了抑制李鸿章一家独大，便提出建议，新购铁甲舰能否首先配置南洋海军，让李鸿章大为不快，索性从积极推进购买，变成了拖延搁置。

1879年，福建筹措了130万两白银，准备购买2艘巡洋舰、4艘炮船，充实海军，请熟悉业务行情的李鸿章代办。同时，南洋水师也凑出65万两白银，准备再买两艘巡洋舰。心思活络的李鸿章，此时就打起了算盘：南洋水师已经依托江南制造局和福建船政局，拥有了十几艘军舰，再添新船，更是如虎添翼，压过北洋。于是，他就提出了一个复杂的置换计划，说，要不两艘土耳其铁甲舰，一艘归福建，一艘归南洋，费用直接用它们拿来买炮船和巡洋舰的款项冲抵。由于左宗棠此时刚刚率兵收复新疆，与俄国在伊犁谈判，英国担心此时出售军舰给中国，会刺激俄国。最终，这一笔两艘铁甲舰的订单，给了德国伏尔铿造船厂，总价将近340万两白银。

李鸿章一面筹措费用，一方面暗中积极活动，最后让这两艘铁甲主力舰定远号和镇远号，都归北洋水师所有，气得刘坤一私下里拍案大骂。在此后的5年间，李鸿章再次打着替福建购买军舰的名义，利用手里购买定远镇远的剩余款项，并挪借福建等海关关税收入，为北洋舰队又添置了五艘来自英国和德国的巡洋舰，也就是济远、致远、靖远、来远、经远号。

更有甚者，福州船政局，依照法国黄泉级装甲海防炮舰的设计，仿制了一艘巡洋舰，于1888年下水，定名为龙威号。但李鸿章为了抑制福建水师发展，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最终让朝廷下旨，让龙威号建成后划归北洋水师，改名平远号。同时，李鸿章一边接收平远，一方面又大肆宣传它在设计性能上的缺陷和造价的昂贵，借以打压福州船政局。福州船政局自此停止了大型军舰的研发与制造，与此关系密切。甚至，在北洋舰队内部，平远舰的管带，就连官阶也比其他军舰的低，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管带为总兵，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舰管带官阶都是参将，而平远管带仅仅是都司，比参将低了两级。

其次，

 

导致晚清海军与海防建设多走弯路的第二个原因，是主持海防的领导者如李鸿章等人，缺乏专业海军知识。

比如，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之后，为了加强海防，清政府就紧急开始外购军舰，于是大批欧洲掮客纷纷前来上门推销。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的英国人金登干，就主动上门，推销阿姆斯特朗造船厂的产品：伦道尔式炮艇，也叫“蚊子船”。

蚊子船说白了，是一种排水量几百吨的小炮艇，但船上有一门固定的大口径主炮。这种炮艇本身的设计用途，是用来当港口附近的移动炮台，作为岸上火力的补充支援。但是，金登干利用清朝官员缺乏海军知识的弱点，大肆夸大蚊子船的功能，说这是一种可以克制大型铁甲舰的利器，物美价廉。李鸿章一开始相信了这种吹嘘，后来觉察了缺陷，但将错就错，依旧向其他洋务派地方官员推荐，于是沿海各省盲目跟风，累计购买了11艘之多。当然，蚊子船严格来说不是假冒伪劣产品，英国皇家海军自己也买了几十艘。对于拥有庞大的远洋舰队，军舰等级功能齐全的英国皇家海军来说，“伦道尔”炮艇无疑是一种创新性的补充，然而对于海防事业刚刚起步，急需大型军舰的中国来说，却不是需要优先购买的产品。

不仅如此，北洋舰队花费巨额资金购买，当作长期主力舰的定远、镇远，其实也是有设计缺陷的产品。1880年7月，清朝驻德国公使李凤苞，接到了李鸿章要求自己订购两艘铁甲舰的电报。于是，为了决定购买铁甲舰的型号，驻德使馆二级参赞的机器专家徐建寅就开始了考察。他先后参观了德国最新建造的萨克森级铁甲舰，以及英国的“英弗来息白”号，也叫“不屈”号铁甲舰。经过反复比较，徐建寅决定，采用萨克森级的排水量和装甲厚度，以及不屈号的武器设置，两座炮塔呈对角线格局，布置在船体前部。他自信这种配置是博采众长，制造出来的铁甲舰，必然是世界第一流水平。

缺乏海军船舶知识的李鸿章，迅速同意了这个方案，向制造萨克森级铁甲舰的德国伏尔铿造船厂下了订单，建造两艘同型铁甲舰定远与镇远，总价340多万两白银。

然而，19世纪下半叶，是全球海军技术与军事思想狂飙突进的革新时代，各种试验性武器装备层出不穷。欧洲各大海军强国的做法，就如同今天的互联网公司，不断试错，快速迭代：一个设计型号的军舰只造几艘，甚至一艘，发现缺陷和不足，就迅速升级，另起炉灶。定远镇远这种双炮塔对角线型布置的结构，也是当时欧洲海军的探索性实验之一。根据统计，在欧洲列强海军里，当时采取这种斜置炮塔设计的主力舰，只有六艘，此后也没有成为主流。这是因为，采用对角炮塔设计方案的军舰，在实战中迅速暴露出了重大缺点：首先，遭遇风浪时，会增加军舰颠簸的程度，影响射击精度。其次，一旦进入与敌舰编队平行方向的炮火交战，一半的主炮火力就无法射击，发挥作用。

然而，作者认为，从李鸿章，到李凤苞、徐建寅，都缺乏这种专业程度的海军专业知识和大局观，从而导致清政府仓促拍板，一下花费重金订购了两艘，又缺乏后继更新升级方案。最终，使得有重大设计缺陷的定远和镇远，长期作为海军倚仗的主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除了内斗和专业知识欠缺，晚清海军建设走弯路，发展水平不尽如人意的第三个原因，就是没有稳定而现代化的财政制度来支持。说白了就是，经常缺钱，宝贵的海军经费经常被克扣挪用。

当然，谈到这个问题，需要明确的是，这并不能简单地用贪污腐化来简单概括。当时，清朝没有现代化的国家财政体制，也缺乏国家具体预算决算计划，搞“洋务”开支浩繁，又没有常例制度可循，所以各种腾挪转移是常态：既然办理海军的经费可以从别处腾挪来，那么所谓海防经费自然也可以挪作他用。自1876年起，总理衙门规定，每年海防经费的额度，是四百万两白银，这笔钱的来源是五花八门，七拼八凑，大部分来自各地海关的关税，以及厘金，也就是一种地方征收的商业税。这笔钱每年不一定能按时收齐，而且还成为清王朝朝廷中枢和各衙门眼里的一块肥肉。

仅在1875年至1880年的六年间，清王朝就以向山西河南赈灾、支付左宗棠西征军费、为同治帝修建惠陵等各种名目，不断地挪用海防经费，总数达100万两以上，搞得李鸿章只能东拼西凑，从淮军军费等财源找钱，来维持北洋海军的日常开支和扩充。所以说，这笔“海防经费”更像是一个可供清王朝提款周转的账户，在当时的财政体制下，既做不到专款专用，也做不到款项准时足额进账。

1885年，随着光绪年龄渐长，即将亲政，慈禧就下旨，修建位于紫禁城西侧的“三海”工程，作为自己颐养天年的居所，整个三海工程共计挪借海军衙门经费437万两。三年后，慈禧又下旨，开工修缮颐和园，再次挪用海军衙门经费180万两。作者说，虽说这些款项在日后陆续归还，但是对于中国海军建设的延误与阻碍，是不可否认的。

另外，1888年十月底，醇亲王致电李鸿章，说重修颐和园万寿山工程耗资巨大，自己是捉襟见肘，希望各地迅速筹款200万两，以每年利息来支撑万寿山修缮工程，李鸿章与两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曾国荃等心领神会，筹集了260万两白银存放在外国银行，为了掩人耳目，对外这笔巨款被称为“海军经费”。

同时，主持户部的著名清流派官员翁同龢，也在这个时候，以修建颐和园和“三海”工程耗资巨大为借口，直接上奏朝廷，暂停北洋和南洋海军购买新式武器船只机器两年。此时，正是中日两国之间，因朝鲜问题而矛盾迅速激化的时候，而欧洲列强与日本海军，也在积极进行军舰等装备的更新换代。李鸿章虽然感觉到了这种紧迫的状况，但又从错综复杂的政治权力斗争角度考虑，为了避免朝廷的猜忌和同僚的弹劾，决定还是明哲保身，保持沉默。

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朝鲜丰岛海对北洋舰队军舰济远、广乙号发动突袭，不宣而战，随后又击沉了运送清军陆军的英国商船高升号，宣告了中日甲午战争的正式爆发。

整个甲午战争的过程，尤其是9月17日那场著名的大东沟海战，在我们得到听书的其他作品里，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在这里我们就不再详细回顾。有历史学家沉痛地说，如果把这场战争，看作是对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场阶段性考试，那么中国明显地输给了这位自己以往看不起的同学。

从具体海军发展的层面上看，一场大东沟海战，充分暴露了北洋舰队成军后在训练、战术乃至装备上的各种弊病。比如，由于19世纪80年代末，在英国阿姆斯特朗军工厂诞生的速射炮，使得中小口径的舰炮拥有了更高的射速和杀伤力。这项发明直接改变了当时各国海军军舰的设计原则和海军战术。除了军舰甲板上方的旋转炮塔，大量速射炮被安置在军舰船舷两侧，以追求密集火力输出，从而让能够充分发挥侧射火力的鱼贯型纵队，在海战中逐渐替代了一字排开，以军舰舰首对准敌人的横队。

不幸的是，北洋舰队的主要舰船，都是于1880年之前设计制造的，舰体构造和武器的布置，都是根据横阵的需要而设计的，而北洋舰队的指挥领导层，一是受限于军舰的设计，二是疏于关注全球海军技战术的发展，依旧墨守成规地坚持横阵战术。至于日本联合舰队方面，它的主力舰只都是19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购入的。虽然和北洋舰队所购买舰只时间只差10年左右，但是由于大量装备了速射炮和使用纵队战术，战斗力已经拉开了明显的代差。如果对比下参加大东沟海战的中日双方舰队数据，就会发现，日本联合舰队在总吨位、总马力、火力输出和平均航速上都占优势，尤其是大口径，也就是120毫米口径以上速射炮这一项，双方拥有的数量是惊人的38比2。 这种战术与装备上的差距，导致开战后不久，北洋舰队的横阵就迅速解体，各军舰只能各自为战，勉强抵抗联合舰队灵活的纵队围攻。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引发的一个恶劣后果，就是列强掀起了新一波向清王朝攫取权利，索取领土的狂潮，尤其是争相瓜分中国沿海的优良海军港口。首先是俄国通过诱使清政府签订共同防御日本的所谓《中俄密约》，占据了旅顺和大连湾，然后是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出兵强夺青岛，英国则占据了原为北洋舰队基地的威海卫，随后法国强行租借了广州湾。

在层出不穷的内忧外患之中，清王朝在自己统治的最后20年里，开始了一波复兴海军，整顿海防的尝试。对于这一段历史，研究资料相对稀少，知道的人更不多，很多人的印象是，清王朝自打输了甲午战争，就自暴自弃，放弃了海防大业，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对于这段历史，本书作者姜鸣，花费了不少时间，努力搜集资料，做出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梳理。

1897年，清政府向德国伏尔铿造船厂订购了三艘巡洋舰，排水量2680吨，最高时速19.5海里，分别命名为海容号、海筹号，以及海琛号。后来，又向英国阿姆斯特朗造船厂订购了排水量4300吨的巡洋舰海天号和海圻号。这五艘海字头的巡洋舰，成为清末海军的主力，并被日后的民国政府继承。

这批新式军舰的加入，让清朝海军的实力有了一定的恢复。另外，清政府还外购了一批轻型驱逐舰与鱼雷艇等小型军舰；虽然总体上，它们没有当年定远镇远两艘巨舰带来的冲击力，但在实用性和性能质量上，却比之前有所进步。

作者说，海军实力的回升，也让当时的清政府，能够有底气，与西方列强做一些交涉，不至于在外交中无底线地妥协退让，最经典的案例，就是“三门湾事件”。

1899年年初，列强中的后来者意大利，见到列强在中国大肆扩张，于是也不甘人后，试图强租浙江三门湾。在被拒绝后，意大利政府居然也想玩炮舰外交，派出三艘军舰来到中国示威。3月15日，朝廷训令两江总督刘坤一，密切探察此次来华意大利军舰的数量、实力，并急令叶祖珪率领北洋各舰南下，进驻上海港。5月30日，清朝军舰出海巡逻，由于意大利远东海军实力薄弱，此次前来的最大主力舰不过排水量4930吨的巡洋舰“马可•波罗”号，面对清朝派出的海天、海圻两艘吨位相同的巡洋舰，实在没有优势和必胜把握，所以最后，意大利政府只能灰溜溜地宣布，放弃对三门湾的要求。

另外，在1911年上半年，遥远的墨西哥爆发了国内革命，社会动荡，在北部城市托雷翁，部分革命起义军在进城后军纪败坏，大肆劫掠，给当地的华人侨民造成了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清廷驻墨西哥代办沈艾孙听从美国建议，致电清廷外务部，要求出动军舰护侨。于是，被派去英国参加乔治五世加冕仪式的海圻号巡洋舰，被紧急派往墨西哥，墨西哥政府随后也同意赔偿华侨损失。当海圻号行驶在归途中时，武昌起义的枪声突然打响，海军大部分军舰都宣布起义，拥护革命，海圻号舰长程璧光，也被推选为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

好了，这本《龙旗飘扬的舰队》的主要内容，大致上就为你介绍到这里。本书作者姜鸣通过查阅大量原始档案史料，完成了这部将近80万字的鸿篇巨制，详细梳理了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至辛亥革命爆发，半个多世纪之中，中国近代海军从诞生、挫败到复兴的艰辛发展道路。

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正是从海防的崩溃开始。而中国的现代化，也正是自海军和国防的现代化开始，所以洋务运动早期阶段的口号，是“自强”。然而，

 

和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是从技术与器物的引进，这个浅水区开始，一步步走向知识、制度与思想革新的深水区。

回顾自1860年自1911年，近代中国海军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感受到，近代化的海军，作为国防体系中一个新兴的部门和分支，它的成长，固然需要持续的资源投入，但更重要的是整个国家经济与工业体系，和制度上的全盘现代化，作为基础性的支持，以及在国家战略中，增添海洋意识。 用作者姜鸣的话说，在晚清的海防建设与洋务运动中，能够从这个思想高度认识海防与现代化关系的人，寥寥无几，少数如郭嵩焘这样具备远见卓识的先行者，只能如同闪烁的流火，无法点亮茫茫的夜空。反过来，由于相对滞后的制度、经济大环境，晚清政府耗费巨资建设的北洋舰队，并没有完全发挥它应用的作用，反而被相对滞后的大环境拖累，迅速沾染了旧式传统军队的一些不良习气，最终在甲午战争这次大考中失败。更糟糕的是，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帝制，但此后的中国却陷入了长期军阀混战的混乱局面，而海军建设也从此被搁置，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综合性的现代化海军建设，才被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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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朱步冲 转述：徐惟杰 脑图：刘艳导图工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