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2 专题3 制度1:为何文官往往占武将上风？ 刘勃的国学课（年度日更） 刘勃的国学课（年度日更）

072 专题3 制度1:为何文官往往占武将上风？

欢迎来到《刘勃的国学课》。

在之前的课程里，涉及很多古代官名和地名，很多同学问，这个古代的官，对应今天的什么职务啊？课上，这类话题大多数时候我一带而过，没有展开讲，因为要解释清楚很麻烦。尽管你在网上一搜，很容易搜到“古代的某个官，就是今天的某个官”，诸如此类的说法，其实那都是不准确的。因为有些职务，现在找不到对应，有些官，在不同历史时期，含义也不同，甚至可能天差地远。

不过，弄清楚古代的官僚制度，对我们今天的帮助还是很大的。传统中国是官本位的社会，很多时候你该怎么做，不是由你的智商和性格决定的，而是由你在古代官场中的地位决定的。从今天起，我会花5讲时间，系统介绍古代官僚体系，从中我们也可以总结出中国古代官僚制度运转和演化的逻辑。

今天是第一讲，先讲文官和武将的关系。放在开头讲是因为：

第一，文武分家，是后面两千年官僚制度的起点；第二，文官制度的发达，是古代中国的一个标志性特征。

一些对古代中国传统文化评价并不高的学者，比如美国的福山，也认为是中国最早发明了现代文官制度。

前面提到过，帝制中国的历史，文官和武将的对立基本贯穿始终，而且总的形势，是文官占武将的上风。比如我们讲的魏晋时代，就特别容易让人感觉，很多时候只会清谈的文官，怎么就能把武将欺负得那么狠呢？其实，不是从来就如此的。

西周以至于春秋时代，还不存在文武之分。

春秋时代的贵族，大都是既能上战场杀敌，又能回朝堂议政的。这和春秋的战争形态有关。战争规模小，作战半径短，两军开战后分胜负速度快，一般一天之内，谁输谁赢就见分晓了。这种类型的战争，后勤压力也就比较小。一个贵族既统领军事，也操心国政，倒也不至于忙不过来。

从战国开始，情况就发生了根本变化。

我们看一段《战国策》里的对话。战国时代人才流动是很频繁的，齐国的名将田单，到赵国去做相国。赵国的将军赵奢，对田单很不服气，田单也知道他不服气，于是两个人之间有了这么一段对话：

田单对赵奢说：“赵将军，你的指挥水平，我是佩服的。但你老喜欢大兵团作战，动辄要发动十万、二十万人，全国人民因此都要忙着后勤补给，粮食生产无法正常进行，长此以往，国家会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古代的圣王，用兵不过三万，那是比较合理的数字。”

赵奢回得非常不客气：“你不但不懂用兵，而且根本不理解我们这时代。”

战国时代的战争有什么变化呢？第一，战争动员人数大大增多，当然，当时所谓的动员二十万人，并不都是作战部队，也包括后勤人员。第二，打起仗来“旷日持久”——这个成语就来自赵奢的回答。像著名的长平之战，就是赵奢的儿子赵括，纸上谈兵那位，把赵国家底彻底打光的那一战，秦赵双方动员的兵力总计超过百万，耗时三年。

在这种情况下，赵奢反问，你拿三万人打仗，连一个大城市的城墙角都包不住，野战更没法打，你能干啥？

赵奢这段话很好地说明，战国时代的战争，考验的是深度社会动员的能力。

单是怎样喂饱前线这么多张吃饭的嘴，就是巨大难题，更别提还有其他许多后勤物资，都需要源源不断补给。

前线指挥作战的将军，疆场上斗智斗勇就足够费心劳神的，不可能同时解决这么艰巨的问题，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专门的文职官员系统来负责后勤。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制度变革：文武分途。也就是说，

从战国开始，文官和武将分开了。

当然，相比后世的大一统帝国，战国的诸侯国，规模仍然是有限的；而且一场大战的胜负，对国运的影响非常直接。这也就意味着：第一，后勤工作的权重，通常不至于大于前线的战斗；第二，前线的战报送到君主面前，传播链条还比较短，中间经手的人，要做点手脚，也就比较难。

所以战国时代，总体而言，武将比起文官，还是要来得更耀眼。文官欺负武将的例子有，而且很严重，但不太多。

之后，秦国大一统，再然后，秦末大乱，楚汉相争。楚汉相争之残酷，远远超过了战国时代的任何一场战争。最直观的体现是，人口史的研究表明：战国两百多年，人口数量总的趋势还是缓慢增长的；但经历了秦末大乱，按照葛剑雄教授的估计，人口从四千万的峰值，跌落到两千多万。

在这场战争里，韩信、项羽都是军事天才，而刘邦本人的军事才能，和项羽的差距其实也远远比很多人想象的小。正面战场，谁也吃不掉谁，那就变成是拼后勤了。所以，负责后勤体系的文官，也就格外重要起来了。刘邦打下天下后，排功臣第一名，是萧何。萧何的作用，就是保证刘邦在前线仗打得再怎么狼狈，始终有饭吃，有兵员补充。

等到汉朝建立之后，最重要的战争，变成了打匈奴。于是情况又有了变化。我们再看《史记》里一段很有名的故事：

汉文帝听冯唐讲述当年廉颇、李牧的故事，很感慨，拍着大腿说：“我要是有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我还用得着担忧匈奴吗？”结果冯唐说：“陛下即使得到廉颇、李牧，也不会用啊。”

汉文帝当时下不来台，后来情绪稳定下来，又问冯唐：“你怎么知道我不能任用廉颇、李牧呢？”

冯唐说，当年李牧在边疆上怎么打匈奴，完全是他自己说了算，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是现在陛下您是怎么处理的呢？“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执法的官吏对边疆的将士进行严格考核，这些将士普遍又没什么文化，只知道整天拼力作战，杀敌人，抓战俘，可是在汇报工作的时候，一句话没说准确，就可能被定性为全盘造假，所有的业绩全部被抹掉。冯唐还举了具体的例子，一个很优秀的将领，报功的时候，人头数错了六颗，于是就被削去爵位，判处一年的刑期。

冯唐这段话，把问题归结到皇帝个人态度身上，其实是说到了武将要面对的一个致命的结构性问题：

前线到朝廷之间，信息传播链变长变复杂之后，皇帝和将军之间的不信任肯定会加剧，这是人性决定的。

其实汉文帝算是非常英明的皇帝了，但一样会出这种问题。

除此之外，武将还要面对另一个结构性问题，冯唐这段话里没有说到，那就是：当战事主要发生在边疆的时候——边疆地区通常是比较贫困的，各种物资都离不开大后方的支持保障——这时候，如果边疆的武将和文官系统关系没搞好，后方随便使个绊子：“这个事情我们正在走流程”，你手下的军人就没饭吃了。

总之就是，朝廷里的文官，要找理由卡武将的脖子，是很容易做到的，而且看起来完全照章办事，合理合法；武将要想反制文官，除非掀桌子造反，不然就难多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悖论：

文官系统之所以能够诞生，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动因，就是服务于军事目的——为了前线能够打胜仗，所以要有文官来负责后勤。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文官系统发展出了可以深度管控社会的行政能力，然后就不断运用这种能力，压制军事领域的话语权。

同样的情况，在古代世界的其他很多地方，就并没有出现。比如说罗马。罗马军团强劲耀眼，而罗马的文职人员，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是一个大陆帝国，而罗马是一个环地中海的帝国。

陆路运输成本高，一次道路崎岖的远征，沿路的粮食损耗率达到90%以上也不奇怪，也就是说，从大后方开始运，出发时有一百斤粮食，最后前线将士能吃到嘴里的，可能就只有几斤。所以我们的史书里，“丁壮苦军旅”后面，往往会跟一句“老弱罢（pí）转漕”，漕运的漕，意思是通过水道运输粮食。强壮的年轻人在前线打仗苦死了，老弱的人忙着后勤运输累死了。没有强大的行政力量，后勤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

相对来说，海路运输成本低，罗马军团要出击，需要什么物资，都在海港集中，装船运输，中途消耗相比陆路运输而言就低多了。所以罗马甚至可以把后勤工作外包出去，不依赖强大的行政组织。

所以单论文官系统的发展水平，罗马和中国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这种差异，也影响到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长时段的历史命运。

公元五世纪罗马帝国崩溃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那里的人们还是想重建罗马帝国的。但等到七世纪阿拉伯帝国崛起，罗马人永远失去了西亚和北非，建立环地中海帝国的希望，就彻底覆灭了。所以西方历史有一个著名命题，“没有穆罕默德，就不会有查理曼”——就是查理大帝，他是第一个统一了西欧大部分地方的君主——这个命题的意思是，因为伊斯兰的扩张，从此欧洲人就只好学着建设一个大陆帝国，或者说从此才打造出了欧洲的概念。但是要维持一个大陆帝国，它的文官传统太薄弱了，所以查理曼的帝国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但中国就不一样，文官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太强了。

中国历史上，统一始终是主流，而文官系统，可以说是统一最主要的支撑结构。

第一，直到现代，全世界的政府仍然依赖所谓“文书行政”，把公文作为行政管理活动重要的工具；第二，只要文官系统保持开放性，社会上最活跃的分子就可以加入这个系统，因此反对这个系统的力量，就不会太强大，从而统一自然也就是主流。

下一讲，我们就以文官系统的核心，宰相为例，来看看中国古代行政系统的变迁和它背后的演化逻辑。下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