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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之谜》| 哈希解读 每天听本书2022

《中国出口之谜》| 哈希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哈希。今天为你解读的是《中国出口之谜》。

 

我们知道,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增长引擎之一。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里,中国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出口奇迹”,从20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出口小国,成长为如今出口商品数量排名世界第一的国家。

很多发展经济学家和中国的观察家,也一直在尝试解释中国出口急剧增长的原因。主流的解释理论包括:中国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的资源禀赋优势、中国政府促进出口的政策、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步等等。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因素都帮助了中国转向开放型经济,大幅提高了中国出口的增长率。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中国出口奇迹的更多侧面的话,就会发现,很多问题是难以用这些因素来解释的。比如,为什么中国在尚未完成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型的时候,就能从长期以汽车和机械工业著称的德国手中,夺走世界最大出口国的头衔?为什么中国在很多技术还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却能成为世界第一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为什么中国的GDP还不到全球GDP的15%,但是美国将近一半的贸易逆差源于中国?为什么中国向美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多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等等。

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就给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这个视角,叫做“全球价值链”。什么是全球价值链呢?举个例子。制造一辆汽车,要经历研究开发、产品设计、零部件制造、产品组装、市场推广、批发零售等一系列任务环节,这就组成了一条价值链。而“全球价值链”,意思就是,这些任务环节,很多都是由不同国家来承担的,是一个全球参与的价值创造过程。观察数据我们会发现,目前中国的出口产品,大多是沿着全球价值链制造和销售的。本书作者认为,中国的出口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企业大规模融入全球价值链造就的。这其中的作用链条,我们会在后面详细讲解。

这本书的作者,叫邢予青,是一名经济学教授,现在在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任教,曾经在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担任能力建设和培训部部长,还担任过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教授、芬兰中央银行访问研究员。他关于全球价值链研究的观点,不仅在学界备受关注,还被《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金融时报》和《中国日报》《中国新闻周刊》等众多媒体报道,产生了较大影响。

今天,我们就分为三部分,来解读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第一部分,我们先来仔细看看,改革开放之后的40年里,也就是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创造的出口奇迹。

在第二部分,我们尝试用全球价值链的方法,来理解中国出口奇迹的第一个侧面,也就是,中国为什么能从出口小国,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而且成了高科技产品的第一大出口国。在第三部分,我们再来尝试用全球价值链的方法,来理解中国出口奇迹的另一个侧面,也就是,为什么从2015年左右至今,美国每年有将近一半的贸易逆差源于中国,为什么中国向美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多于劳动密集型产品。

好,首先第一部分,我们来仔细看看,改革开放之后的40年里,也就是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创造的出口奇迹。

首先,中国在世界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高,这是中国成长为一个贸易大国最直接的体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处于边缘地位,商品出口量在世界出口中的比重不到1%。而到了2018年,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了接近13%,比当时经济总量最大的美国还高出近5个百分点,排到了世界第一的位置。

对于这一变化的一个感性体验是,如今,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制造”在市场上无处不在。一些国外消费者发现,如果试图避开中国产品,那么,他们的日常生活会变得相当痛苦。有一本书叫《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是一位美国记者写的。这位记者花了一年时间,做了一个实验,规定自己家不能使用中国制造的商品。结果,生活变得很艰难。他们花了大量时间去找非中国制造的商品,也花了很多钱,但还是有很多需求没法满足。比如,她的孩子们的生日聚会没有蜡烛,圣诞节没有传统装饰品,等等。这一年的痛苦经历,让这位记者得出一个结论:如今,没有“中国制造”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

随着中国出口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制造”遍布全球,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产品、燃料和矿产品的比重不断下降,制造品比重不断上升。到了2018年,制造品主导了中国的出口格局,占全部出口货物的93%左右。这是我国制造业的规模不断扩大,专业化水平不断升级的自然体现,并不奇怪。

但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出口的所有制造品里,我们会看到,高科技产品的比重在快速上升。比如个人电脑、平板电脑这些电子办公产品的比重从不到1%上升到了接近9%;手机等电信设备的比重从4%左右上升到了13%左右。整体来看,中国的制造业出口产品的重心,在从纺织品、服装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手机、电脑等技术密集型产品过渡。2007年开始,中国已经成为第一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超过了美国、日本和德国等世界科技领军者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额。需要强调的是,2007年,中国人均GDP还不到日本、德国或者美国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不但能大规模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而且成为了世界第一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国,这被经济学家们称为“一个近乎奇迹的现象”。

中国出口奇迹,不仅体现在出口的总额和结构上,还体现在中美贸易上。之所以要看中美贸易,是因为,美国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和设置的非关税壁垒,从平均水平来看,是世贸组织成员中最低的。所以,美国市场上的产品竞争程度是最为激烈的,美国市场对于很多出口大国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市场,可能没有“之一”。

1980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了11亿美元的商品,不到美国进口总额的0.5%。而到了2018年,中国向美国出口达到5400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20%以上。而且,随着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持续大幅增长,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也相应扩大。你知道,如果两国之间相互出口,A国对B国的出口,大于B国对A国的出口,那么多出来的这部分,对于A国来说就是贸易顺差,对于B国来说就是贸易逆差。2018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已经占到了美国整体贸易逆差的一半。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制造的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但另一方面,跟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相比,中国在美国贸易逆差中的比重显然太高,这是一个不太能用一般经济规律来解释的现象。

而且,中美双边贸易中,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就是,在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产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高科技产品。这也跟我们的直觉有点不同。在很多人印象中,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应该大部分都是服装、鞋、玩具、纺织品、消费电器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作者说,这个印象如果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没有错的。但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产品重心,已经逐渐向高科技产品发展,主要就是个人电脑、手机、数码相机和手持平板电脑。201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高达1738亿美元,超过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也超过美国进口的全部高科技产品的三分之一。

好,到这里,我们已经讲了中国出口奇迹的多个侧面。主要包括,从出口小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而且成为高科技产品的第一大出口国;另外还有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以及向美国出口的大量高科技产品。

中国的出口奇迹吸引了众多经济学者的关注,他们在学术期刊、杂志和报纸上发表了大量研究这类现象的文章。在开头我们提到,在2010年以前,经济学者们提出的,促成中国出口奇迹的主要因素包括:中国政府促进出口的政策、中国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的禀赋优势、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还有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步,等等。但是,这些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中国能快速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为什么当中国还属于中低收入国家的时候,就能超越日本、德国和美国这些世界科技研究的领头羊,成为第一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近些年对美国始终保持着巨大的贸易顺差,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来自于高科技产品。

这些关于中国出口奇迹的、耐人寻味的特征,需要超越传统智慧的新理论来解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本书给出的一个,看待中国出口奇迹的新视角——全球价值链。作者最初在论文中提出这个视角是在2010年,从那个时候,到本书出版的2022年之间,这套理论不断完善,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尝试使用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来分析一下中国出口奇迹的形成。

好,下面我们就先来关注中国出口的整体情况,尝试用全球价值链的方法来解释一下,中国为什么能从出口小国,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而且成了高科技产品的第一大出口国。

开头我们提到过,“全球价值链”的意思就是,生产一个最终产品所经历的众多任务环节,是由不同国家来承担的,是一个全球参与的价值创造过程。

目前,国际市场上流通的大部分制造品,都是不同国家的公司协同合作的产物。根据作者的研究数据,占中国出口额90%以上的制成品,都是在外国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上生产和制造的。这些主导价值链的企业,有的是擅长研发飞机、计算机和半导体等高技术产品的技术领先者,有的是像丰田、苹果这样的知名品牌,有的是像沃尔玛这样的大型零售商。作者认为,中国企业大规模融入全球价值链,是中国出口奇迹的重要催化剂。

那么,这个催化剂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书里重点讲到了全球价值链的三个溢出效应,正是这三种溢出效应,帮“中国制造”的商品克服了进入国际市场的壁垒,让中国的出口遍布全球。

首先是品牌的溢出效应。我们知道,消费者购物,很注重品牌。数据显示,在同类商品中,那些全球知名品牌,经常会占据比较多的市场份额。比如,2020年,在全球运动服饰(含运动鞋和运动服)市场中,耐克占了17.1%,阿迪达斯占了11.7%,二者合计占了将近30%的市场份额。还有在电脑、手机、奢侈品、服装等很多市场里,我们都能看到,消费者会偏好于选择知名国际品牌的商品。

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本土目前孕育出的国际知名品牌非常有限,这对于中国商品出口来说,就是一个障碍。但是,中国企业通过参与到那些知名品牌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当中,就能避开这个障碍。比如,H&M、ZARA和优衣库这些流行时尚品牌,戴尔、惠普这些知名电脑品牌,苹果、三星这些手机品牌,都有自己的全球价值链。它们在中国雇用了成千上万家合同制造商,让这些企业承担产品的制造或组装任务,这就帮助中国出口的商品绕过了品牌障碍。比如,随着日本时装品牌“优衣库”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流行,贴有“优衣库”品牌标签的中国制造服装,就顺利地进入了越来越多的国外市场。同样的道理,还适用于很多其他类型的产品。因为中国企业是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国际市场上由品牌驱动的需求就会自动转化为对这些中国企业制造的产品的需求。这就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制造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推动了中国出口的显著增长。

这是全球价值链的品牌溢出效应,还有渠道溢出效应。这个就更好理解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主导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往往都已经在全球建立了成熟的批发和零售网络。只有通过这些网络,商品才可以接触到数十亿的海外消费者。很多中国企业在刚进入世界市场时,并不具备这样的渠道能力,要说服现有的经销商和零售商销售自己企业的产品,是很难的。而这些企业在加入全球价值链之后,就可以绕开在渠道能力方面的障碍了。

再来说第三种溢出效应——技术溢出效应。近些年,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不断创新,催生了个人电脑、数码相机、智能手机和手持平板电脑等多种电子产品。这些产品的推出,开辟了一系列新的产品市场。从2012年开始,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已经成为全球贸易量最大的产品类别。凡是注重出口的国家,都要参与到这个新兴市场中,才能持续从国际贸易中获益。

但是,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制造依赖的知识产权,很多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垄断。而受到人才、技术、经验等因素的制约,很多中国企业发现,它们利用自有技术研制的高科技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是没法跟很多技术龙头企业的产品竞争的。

不过,跨国公司价值链在全球的扩张,为中国企业提供了一条进入高科技产品市场的捷径。我们知道,任何一种高技术产品,不仅需要核心技术部件,也需要低技术含量的标准零部件,以及劳动密集型服务。比如,智能手机不仅需要操作系统、CPU、内存芯片和摄像头传感器这些核心部件,也需要电池、天线这些标准部件,还有测试和组装等这些劳动服务。那么,中国企业通过承担标准部件生产,还有整机组装这些环节,就可以参与到高科技产品的价值创造过程中。即使没有独立生产这些产品的技术能力,它们也可以从这类市场快速增长的需求中获益。

好,到这里,我们已经讲了全球价值链的三种溢出效应,分别是品牌、渠道和技术。作者认为,这三种溢出效应,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的决定性因素。中国企业通过参与由外国跨国公司组织和管理的全球价值链,就可以利用这些跨国公司的知名品牌、完备渠道和先进技术,规避传统的市场进入障碍,让中国制造的产品更顺利地出口到全球市场。

而且,这三种溢出效应,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会成为第一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拿智能手机iPhone来举例。从第一代苹果手机到目前的5G苹果手机,每部iPhone的背面都有这样一句话:在加州设计,在中国组装。由于中国是iPhone的组装基地,出口到世界市场上的iPhone就成了中国出口的一部分。所以,近些年中国iPhone出口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参与了苹果公司的全球价值链的结果。苹果公司品牌营销、渠道铺设和技术创新,推动了全球消费者对iPhone的需求上升,中国工厂就会组装更多的iPhone,运往美国等许多国家,从而推动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iPhone出口的快速增长。还有像计算机、半导体等很多高科技产品,也是类似的逻辑。

作者说,虽然近年来,人民币升值和中国工人工资的快速上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在高科技产品组装方面的比较优势。一些跨国公司正在把组装任务逐渐移出中国,迁往越南、印度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但是,加工出口目前仍然是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最主要的方式。

另外,全球价值链,不仅为中国企业打开了进入国际市场的大门,也加速了中国企业自身的成长。还是拿手机行业举例。起初,中国企业只能为苹果等外国厂商组装手机,参与这些低增加值的生产环节,但是,通过升级和创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了iPhone价值链的高端,生产更加有技术含量的部件。在第一代iPhone中,中国企业只获得了制造过程中不到4%的价值增加值;但是在2017年发布的iPhone X中,中国企业在制造过程中的增加值贡献率,已经超过了25%。

而且,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中国手机产业也孕育出了自己的知名品牌。中国手机制造商一边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一边采购外国核心技术,规避自己的技术弱点,专注于产品差异化和品牌的发展。利用这种模式,中国手机制造商已经成功地打造出了世界知名品牌。2021年年末,在全球手机市场上,占据市场份额最大的五个品牌中,有三个是中国品牌,分别是小米、OPPO还有vivo。中国手机产业的空前繁荣,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全球价值链战略,进入高科技产业的一个成功的例子。

好,刚才讲的是,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视角,能帮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能够在改革开放之后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并且成为高科技产品的第一大出口国。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在第一部分还提到,中国出口奇迹的另一个侧面是,在中美贸易中,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以及向美国出口的大量高科技产品。关于高科技产品这个问题,我们在上一部分已经讲解过了。接下来,我们就尝试用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来探寻一下,为什么中国近些年对美国始终保持着巨大的贸易顺差。

对于这个问题,书里给出了一个让人有些意外的答案。作者认为,这样的巨额贸易顺差,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行的贸易统计方法,并不适用于对价值链贸易进行评估,它往往会夸大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就是说,如果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来看,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没有现在统计出来的那么大的。

首先,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会夸大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我们已经知道,在中国成为WTO成员后,许多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会把中国纳入他们的价值链,把价值链中的一些零件生产、组装和加工工作分配给中国企业。比如一部手机,中国可能生产了其中的电池,然后承担了组装的工作,组装时会用到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中间产品。但是,这部手机在中国组装完,发往美国的时候,会把这一整部手机的价值,都算作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这就高估了出口值。

具体的,我们还是拿iPhone X来举例。接下来的内容涉及一点简单的计算,你可以对照着文稿来听。根据作者的研究,iPhone X的总生产成本是409.25美元,这其中,中国企业通过零部件生产和组装贡献的价值是25.4%,折合104美元,这部分价值就是iPhone X在中国的“增加值”。这也意味着全球市场上每卖出一部iPhone X,中国就能获得104美元的收入。但是,当中国向美国出口一部iPhone X的时候,现行的贸易统计系统,会把它计算为,中国对美国出口409.25美元,而不是104美元。

那么,这笔交易给中国带来的贸易顺差是多少呢?这边中国对美国的出口,409.25美元,我们已经知道了;另一边,由于在组装这部手机的时候,中国需要从美国进口76.5美元的零部件,所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就是409.25美元减去76.5美元,也就是332.75美元。

好,到这里,我们停一下。如果刚才的计算过程你听得有点晕,那么可以直接记接下来的结论。按照现行的贸易统计方法,中国向美国出口一部iPhone X,带来的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332.75美元;但事实上,中国只能从这次出口中赚到自己在价值链上创造的增加值,也就是104美元。这两个数之间差了两百多美元。所以,作者认为,现行的贸易统计方法,夸大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对于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很多产品来说,都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这背后的关键在于,作为全球价值链上的一环,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大部分产品,是利用从很多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制成的。刚才说的iPhone X,总生产成本中有25%的增加值来自中国,而剩下的75%都是来自外国的;在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第一大类产品——电子、计算机和光学产品中,外国增加值占到了54%;如果扩大到所有出口品来看,外国增加值占中国对美国出口的33.9%。而这些外国增加值,也就是并没有被中国赚到的钱,在现行的贸易统计中,却都被算进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里。

刚才说的是,现行的贸易统计方法,会高估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值,从而夸大贸易顺差。而从另一方面,作者还发现,现行的贸易统计方法,还会低估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值。

我们这次拿服装品牌耐克来举例。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显示,在2018年,中国从美国进口了2.1亿美元的耐克服装和鞋子。但是,根据耐克的销售数据,这一年耐克公司在中国销售了51.3亿美元的运动鞋和服装,这个数大约是前面官方进口数据的25倍!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耐克在中国销售的运动鞋和服装,很多都是在中国本地生产的,或者是从越南等其他国家进口的,就不会被记录为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但是,这些卖到中国的运动鞋和服装,扣除生产成本后,剩下的钱都会被美国的耐克公司赚走,这可以看作是,耐克公司利用自己的品牌、专利技术、市场推广、供应链管理等无形资产赚到的收入。作者认为,这些收入,应该被算到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收入里,但是在现行贸易统计方法下,却没有被算进去。

在研究中,作者选择了4个美国知名品牌:苹果、耐克、高通和AMD。它们都属于是“无工厂制造商”,也就是,在美国本地没有实体工厂,主要是由外国企业负责生产产品。根据作者的估算,2018年,这四家公司通过销售产品,在中国获得了279亿美元收入,这些收入都是靠它们的品牌、技术和渠道能力这些无形资产获得的。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当年对华服务出口的48.9%,也相当于美国官方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包括货物和服务)的7.3%。换句话说,如果把这四家美国无工厂制造商对华出口的无形资产和服务的增加值,算作美国对中国的服务出口,那么,美国2018年对中国的服务出口就会增加48.9%;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就会降低7.3%。

所以,总结来说,作者认为,如果用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来审视现有的贸易统计方法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其实是有些算多了。因为一方面,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很多来自价值链上的其他国家的增加值并没有被算进去;另一方面,一些美国企业作为价值链的主导者,它们通过品牌、技术和渠道能力这些无形资产在中国赚到的收入,也并没有被算进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里。这样,综合起来,就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令作者感到鼓舞的是,在近些年,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已经接受用这套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方法,来评估中美双边贸易的状态。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样对于贸易统计的校准,绝不是一个计算游戏,或者仅仅是一个理论探讨。因为,贸易数字的统计,会对很多经济主张、规则制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从而波及实体经济。所以,想要正确认识我国身处的国际贸易市场和宏观经济环境,全球价值链是一个值得我们纳入考量的观察视角。

好,以上,就是这本书里,我想跟你分享的重点内容。总结一下:

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增长引擎之一。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几年里,中国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出口奇迹。而这本书,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出口奇迹的新视角:全球价值链。

目前,世界上大多的制造产品,都是在全球价值链上生产和交易的。在全球价值链上,我们能看到一个产品从研究、开发、零部件生产、产品组装,到最终的产品销售等多个任务环节,这些任务可能是由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企业分别承担的。而仔细研究中国的出口产品,我们会发现,其中的大多数,都是沿着全球价值链制造和销售的。

作者认为,中国企业大规模融入全球价值链,是中国出口奇迹的重要催化剂。

 

因为,一般来说,中国企业想要向国外出口产品,会面临很多困难,比如要研发出有竞争力的技术,要建立成熟的分销渠道、要投入大量成本进行品牌宣传。但是,通过参与一些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国企业就可以借助这些跨国公司的知名品牌、成熟渠道和先进技术,规避传统的市场进入障碍。这在书里被称为全球价值链的品牌、渠道和技术溢出效应。作者认为,正是这三种溢出效应,助力了中国出口产品数量的飞速增长,也让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

另外,作者认为,如果用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来审视现有的贸易统计方法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其实是被高估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刚刚才总结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中国经济在过去的四十几年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这也在国际上引发了关于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争论。

 

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模式是存在的。而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它不仅催生了中国出口奇迹,而且促进了中国企业自身的成长,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与广度,以及参与后的经济成果,都是无与伦比的。

然而,参与全球价值链并非是没有风险的。自然灾害和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会影响到价值链的平稳运行。因此,在本书的最后一章里,作者也提示了中美贸易摩擦、疫情因素对于全球价值链未来发展的影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文稿末尾的电子书,进行拓展阅读。

好,今天这本书,我们就聊到这里。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把这个音频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撰稿、讲述:哈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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