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剑翘复仇案》| 陈章鱼解读 每天听本书2022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施剑翘复仇案》。这本书讲的，是一桩孝女为父报仇的民国奇案。

 

1935年秋，天津，一位名叫施剑翘的女子，为了给父亲报仇，在佛堂当众枪杀了当时已经皈依佛门的前军阀首领孙传芳。佛堂陷入一片恐慌，施剑翘却镇静地说：“大家不要害怕，我是为父报仇，绝不伤害别人，我也不跑。”她向赶到现场的巡警交出了手枪和剩下的三发子弹，自首了。在大众传媒开始崛起的20世纪30年代，这桩案件马上引发了大范围的社会讨论和同情。

如果仅仅是这样一个案子，在中国历史上，其实也算不上那么出奇。但是，当时间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新旧交织、动荡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在各方力量的角逐中，对施剑翘的公众讨论、司法审判与行政赦免，都使得这桩案件有了极大的特殊性。最终，当众杀人的施剑翘被判刑七年后，获得当局特赦。

这桩复仇案为何会引起如此广泛的争议？为何能引起史无前例的公众同情？案件本身又是否包含着更加深刻的社会政治意义呢？在《施剑翘复仇案》这本书中，作者就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所以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这本书的作者是美籍学者林郁沁，现任哥伦比亚大学魏德海东亚研究所所长。《施剑翘复仇案》这本书在2007年被美国历史研究学会授予费正清奖，被评为现代东亚历史研究中的最佳著作，这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奖项。

其实，在施剑翘的案件中，最精彩的对抗并不是在那个佛堂，而是在她被捕后。在案件审判的前后，几股相互对抗的力量在互相博弈，首先是施剑翘一方与孙传芳一方的舆论对抗，没错，随着当时大众媒体的崛起，舆论战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现了。除此之外，还有新旧思想的对抗，当时的法治与人情的对抗。这些“对抗”，是如何展开的？又是哪方胜出了呢？接下来，我就以“对抗”为线索，分三个部分：施家与孙家的舆论对抗、新旧两方的思想对抗、法治与人情的理念对抗，为你深入讲解这桩民国奇案。

首先，我们来聊聊施剑翘复仇案中的舆论对抗。要聊这个，我们得先来简单了解一下这桩案件的背景。施剑翘是安徽桐城人，她的父亲施从滨曾担任山东军务帮办，后来在奉系军中担任军长。1925年，直系军阀孙传芳成功地突袭了奉军，俘虏了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把他斩了首，并在闹市悬首示众，施剑翘对于孙传芳的深仇大恨也就此结下。

但是，在长期军阀混战、国家分裂的时代下，施剑翘没办法用法律惩罚孙传芳，而当孙传芳从政治舞台上退出后，他又皈依了佛门。因此在施剑翘看来，她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复仇了。于是就在她父亲被杀害的十年之后，施剑翘在佛堂这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场地，当众枪杀了孙传芳。这个时间点，甚至还贴合了人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复仇想象。

书中对施剑翘的评价是：一个在公关技巧上具有惊人智慧的媒体操纵者。先不论作者的评价是否客观，在施剑翘案件中，我们的确能看出她展现出的公关智慧。

首先，在杀人后，施剑翘立马自首，并且向在场的公众分发了一系列油印材料，分别是一首诗、一份犯罪动机声明，还有一份自白书《告国人书》。施剑翘的声明是这么写的：

“各位先生注意：

1.今天施剑翘（原名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

2.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

3.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

4.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

施剑翘文字情感真挚、言辞恳切，通过这些材料详细地说明了自己的复仇动机，讲述了十年前孙传芳如何残忍地将她的父亲斩首，她保证报仇后会立刻自首，还因“血溅佛堂，惊骇各位”，向在场的人们表示了歉意。这些材料保证了施剑翘的解释不仅会被当时在场的几十人知晓，之后还会通过媒体被公众所了解。事实上，这些材料的确很快就被全文转载，供市民阅读了。案发几个小时后，当地报纸《新天津报》就印发号外开始大肆报道，而媒体的炒作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施剑翘还向警察局提交了一份预备遗嘱，这也使得原本私密的遗嘱被公开，公众了解到了她作为长女在家庭中承担的责任，以及她内心的真挚情感。施剑翘还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不实言论。在监狱中，她也多次接受记者采访，还时不时发表一些在狱中写的诗词，有些诗描述了她在狱中学习古典诗词，或者教狱友写字，有些诗表达了她对家人的担忧和思念。总之，施剑翘的每个行为都得到了曝光，每个公开声明都富含强烈的感情，一个勇于献身的孝女形象跃然纸上，迎合着大众对她的想象。人们对施剑翘抱有极大的同情，当时的媒体报道都盛赞施剑翘具有“像男人一样的真挚、英勇的美德”。

施剑翘的发言总是富含充沛的感情，一审和二审的开庭陈词中，她在法庭上总是不能自已地哭泣，她的含泪陈词也都得到了全面的报道。她写的自白书公布后，上海《时报》用“一字一泪千言书”来形容它。在充沛的感情之外，施剑翘也强调，这场复仇是经过事先预谋和理性策划的。在她的哥哥、表哥、丈夫，这个家庭中所有的男性都不愿复仇后，她一个女子不得不亲自复仇，她的复仇也就更具备了“正当性”。在刺杀发生后，各大媒体也开始挖掘施剑翘过去的经历，她的过去相当纯洁，甚至她嫁给她的丈夫，也是因为她的丈夫当初曾答应帮她报仇。在古代中国，人们对妇女的贞操有很严格的要求，只有贞洁的女性才能成为妇女典范，而施剑翘没有爱情的婚姻也塑造了她无瑕的形象。

在施剑翘对自己故事的处理中，她还动员了一系列极富情感感召力的文化主题，也就是一些古老的信仰。首先是儒家的报仇观念，“报应”之说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儒家道德也一直赞许正当的自我牺牲，比如为父母、丈夫或者君主；第二，就是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施剑翘在佛堂枪杀孙传芳，当时就有许多人用佛教“后果前因”的观念为施剑翘辩护；最后，施剑翘还借用了关于巾帼英雄和“大侠”的通俗观念。中国自古就有“侠”的传统，“侠”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英雄角色，特别是在世道混乱的时期，“侠”帮助弱者对抗强权，是正义的代表。施剑翘就借用了这一形象，比如她的本名是施谷兰，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剑翘”，也就是利剑出鞘的意思，而且在她分发的材料中，落款都写着“复仇女”，其中“侠”的含义都格外明显。

除了以上这些策略之外，施剑翘之所以赢得众人支持，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那就是她刺杀的对象是孙传芳。袁世凯死后，中国经历了十年的军阀混战，地方军阀争权夺利、抢夺地盘，他们的自相残杀让大半个中国都生灵涂炭、民不聊生。1926年国民党大举北伐，并在1928年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实际上，军阀们仍在继续分裂着中国。20世纪30年代，人们对军阀的不满持续增长，这时施剑翘对孙传芳的谋杀行为就有点“为民除害”的意思。而且尽管当时孙传芳已经宣布退隐、遁入佛门，但就在他被杀的数月前，还流传着关于他的各种流言，有流言说他将重新介入北平政治事务，还有流言说他在与日本人密谋合作。施剑翘也利用了这一点，将孙传芳描述成一个“豺狼成性”的军阀，大肆贬低孙传芳，同时大力夸赞她的父亲。

不过，努力用媒体争取公众支持的不只是施剑翘，孙传芳的支持者们也在争取媒体。他们澄清关于孙传芳的流言均为不实，强调施剑翘的父亲也同样是一个军阀，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平民，施父的死不过是混乱年代战场上的一例普通伤亡。但在这场舆论战中，他们显然没有获得成功，施剑翘赢得了几乎全部的关注与舆论支持。

以上，我们讲了在这桩案件中的第一组对抗，也就是施剑翘与孙传芳支持者的舆论对抗。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组对抗：新旧两方的思想对抗。

20世纪早期，中国大众媒体进入了一个急速发展的阶段，收音机、小说、电影、广播、戏剧等等大众传媒蓬勃兴起，这也使媒体炒作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到20世纪30年代，媒体为增加销量，已经开始追求轰动效应，通过煽动情绪来迎合大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施剑翘刺杀案发生了。刺杀事件发生后，根据施案改编的小说、广播剧、戏剧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大城市出现。上海的市民在剧场中欣赏戏剧表演，天津和北平的民众每天追着杂志上连载的仇杀小说。在当时压抑的政治环境中，对施剑翘案件的新闻报道和小说改编，反而为当时的公众创造了机会，让他们可以讨论一些原本无法讨论的话题。也正是在关于此案的小说和戏剧中，对施剑翘的集体同情增长了起来。《晶报》投稿者评论说，全国上下得知这一事件后，都立刻对施剑翘抱以极大的同情。人们普遍认为，施剑翘的行为是“忠孝”的美德的体现。

但媒体和市民公众对于施剑翘的支持，不仅仅是出于对“为父报仇”的道德性认同，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那就是人们对国民党政权日益增长的不满。20世纪30年代中期，各大城市依然充满了政治上的不安定。而就在国民党无力惩办卖国军阀、保证国家安全的时候，施剑翘成功地杀死了一个军阀，这在媒体和娱乐界被视为一种侠义的行为，甚至是一种拯救国家的行为。一个古代的侠，就会在有道德危机、社会混乱的时代出现，通过捉拿“匪徒”、替代无能的“官”实现正义，带来公共秩序。那施剑翘就被视为了一个现代的侠，在国家危难的时刻带来正义。施剑翘英勇地杀死了军阀，国民党却无力控制暴力行为，并且怯懦地接受了对日本的绥靖政策。公众对施剑翘的赞扬，也将南京政府的失败彰显得更加明显。

同时，在这些改编作品中，人们也在探索正义到底是什么样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大量描写那些勇敢的法外英雄和正义刺客的小说、广播剧、戏剧和电影。有学者认为，这就是因为在20世纪早期，中国处于一个内外交困的历史阶段，国家形象是比较孱弱的，因此“侠”的传统又开始重新流行了起来。那些流行的侠义故事、武打功夫，弥补了20世纪初期中国“东亚病夫”的国际形象。此时施剑翘的复仇，大胆的英雄主义，果断的自信，忠孝的动机，都有了一种拯救国家的意义。这也是媒体与公众，赞美和支持施剑翘的深层原因。

总之，施剑翘的支持者认为，她的行为是“孝”的美德，还是一种国家正义的体现，也满足了人们对于当时“侠”的美好想象。如果说施剑翘的支持者是站在“情”的这边，那施剑翘的反对者，则坚守着他们“理”的阵地。

要聊当时精英们的批判，我们得先从案件发生的十几年前说起。20世纪初，发生了一场思想革命——五四运动，其中，知识分子开始猛烈地抨击过去作为正统的“人情”观念。比如，陈独秀就写了大量抨击家庭和孝道的文章，周作人、胡适也曾批判女性的贞操观念。在当时，对长辈的盲目奉献，也就是盲目的孝，与对丈夫的忠诚，也就是女性的“贞”，这些在传统秩序中被认为天经地义的观念，都受到了猛烈的攻击，它们被认为是旧中国父权家族制度伦理的核心。于是在当时，孝和贞成为“传统”中国一切罪恶的代表。知识分子们认为，我们要摒弃这些品质，才能够达成现代主体、获得个人权利、实现民族解放。同时，陈独秀也主张用客观的“法治”来推翻传统的“人治”。知识分子们推崇科学、民主和现代法律的“理性”，人们也认识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些观点都冲击着当时的国人，新思潮开始蓬勃兴起。

十几年后，在施剑翘的案件中，精英们认为，施剑翘诉诸“孝”和“为父报仇”的动机已经严重过时，她的行为是一种“愚孝”，她报私仇的行为也不是国家正义的体现，而是国家混乱的标志。其中也萦绕着人们在战乱年代对于国家瓦解的恐惧，施剑翘这样的复仇，可能导致更多的模仿行为，出现更多仇杀案。施剑翘的复仇行为，不应该作为一桩道德上有益于国家的行为来褒扬，而是一桩发生在现代社会的、违法的私人复仇行为，应该加以谴责。

精英们认为，人们对施剑翘孝心的称赞是一种倒退，对于因果报应的观点也是一种迷信。他们对于“情”的观点是极度厌恶的，因为他们信奉的是与“情”相对的理性主义话语，他们对于未来的现代化社会，以及发展法治国家的规划，都是建立在理性主义之上的。比如，一位评论家就曾声称，封建主义的对施剑翘孝道的同情才是最大的悲剧。

在知识分子们的话语中，背后其实也隐藏着一种不安的情绪，因为他们的处境变得有点儿尴尬。一方面，他们对新闻的大肆炒作，极易令情绪激动的公众感到不满，这让他们在社会道德方向的影响力开始下降。为了重整地盘，他们对大众表达了不满与嘲笑。

另一方面，他们也对当时那个具有侵略性的威权主义政府感到不满，并对政府为拉拢公众，特赦施剑翘的行为表达了蔑视。而且在1934年，蒋介石发起了一场新生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儒家道德重新被拿了出来，成为巩固国民党统治的手段。新生活运动重新规定了更加严苛的妇女道德礼节，把儒家道德重新放在了高位上。有评论家就谴责施剑翘事件不过是“复古派”上演的一幕戏剧，其讽刺的就是保守的新生活运动。

提出不满的不仅仅是这些知识分子，司法改革者们也告诫人们警惕这桩以情为中心的案子。这就要说到案件中的第三组对抗“法”与“情”，也就是当时的法治与人情的理念对抗。

20世纪30年代，由于帝国主义列强要求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建立现代司法制度，以便让出治外法权，所以法学改革家们开始积极地提倡“法治”，来改善中国的民族命运。司法改革者们质疑没有受过教育的大众的情感，他们指出，人情是一回事，法律又是一回事。对施剑翘的特赦从情的角度看是合理的，但从法理学原则的角度看是非常不合适的。不能贯彻法律就会导致复仇主义，这是在中古时代或者半开化社会才有的特征。“公众同情”威胁到了司法改革者们赖以存在的根基。

说到这，我们又得聊聊施剑翘案件发生的时代特殊性。在古代中国，法律是处于中央政府的管辖权限之内的，到了20世纪初，中国城市法律界开始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一个司法领域开始慢慢形成。但在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下，南京政府在慢慢侵略着羽翼未丰的司法系统。有评论者认为，虽然中国向来主张“以孝治国”，复仇哲学也在林冲、武松等英雄的故事中持续存在，但正义不能建立在“孝”的古代人情上，这个愚昧的观念只会加重华北的危急局势。

从古至今，中国始终都处于一个协调法与情之间关系的过程中。而在20世纪30年代，在繁荣的传媒行业的影响下，大众对法庭审判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情治与法治之间的冲突大大增加。施剑翘案件开庭的那天，有超过200人到场。在法庭上，施剑翘，和孙传芳的长子孙家震都公开地表示了哀悼，上海《时报》的头条写道：“施女孙子，各悲父死，法庭相对痛哭一场。”在双方律师的辩论中，施剑翘的律师们发表了打动人心的道德议论，引用儒家经典，强调施剑翘情感的真挚，并且强调被俘的施从滨的死亡是不公正的，而法律援助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很难实现，因此施剑翘才进行了正义的复仇。与此相反的，孙传芳方面的策略则是分析法律条文，并且激烈地批评了被告引用儒家经典的行为，强调孝是不合时宜的道德情操，法院应该尊重国法，并且提出了警告：法院对仇杀案的支持，只会使国家法律变得孱弱无力，逐渐侵蚀社会和平。

对施剑翘的实际审判过程其实非常复杂，起初天津地方法院宣布对施剑翘处以十年有期徒刑，随后法官以施的主动自首为理由，给予了一定的宽大处理，但不认为施剑翘为孝复仇应当获得司法宽恕。随后双方都提起上诉，施剑翘方反对的是低级法院否认孝的动机可以构成减刑条件，孙传芳那边则认为不应该给施剑翘任何宽大处理。于是这个案件被交到河北高级法院重新审理，河北高级法院推翻了天津地方法院的判决，高级法院认为，施剑翘的自首是不成立的，但她父亲的死亡是非法的，施剑翘的复仇应该得到司法怜悯，于是最后的结果是施剑翘的刑期从十年减到七年。双方不服，再次上诉，最终南京最高法院维持了七年刑期的判决。

高级法院不同意施剑翘援引古代典籍的行为，也警惕被公众同情过度影响。司法审判认为，构成减刑条件的，既不是施剑翘的孝中体现的道德价值，也不是压倒性的公众支持，而是施从滨的不合法死亡，省级审判花了大量时间探讨施从滨死亡的公正性。通过这一区分，法庭把一个轰动的案子变成了一次强调法律正当程序的机会，并且捍卫了他们的权威。但法庭在做决定时，也不得不与公众同情的强大力量作斗争。值得一提的是，在施剑翘的审判刚开始没几天的时候，大街小巷和剧院里就已经做出了对于施剑翘的大众审判。比如在一场叫做《全部复仇女》的改编戏剧中，戏台上的法庭就赦免了施剑翘。

强烈的公众同情不仅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法庭，也吸引了国民党政权的注意。1936年10月14日，下午两点，国民党政府宣布给予施剑翘特赦。为什么当时的政权要如此高调地支持暴力复仇？为什么它要把公众同情和已经过时的“孝”的动机又放在高位？答案就是，为了扩张和巩固国民党政权的统治。

一方面，国民党政权认可这桩凶杀行为，迎合了公众的普遍同情，展示了它“仁慈”的统治，另一方面，这也给国民党政权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推崇它的“新生活”理念，也就是对儒家道德的推崇。但这样的赦免也带来了典型的两难困境，那就是既要动员起正义的暴力力量，又要遏制这种暴力可能导致的混乱。在中国历史上，政府对美德复仇的特赦并不新鲜，早在汉代，为了“孝”而复仇的行为不仅会被宽恕，还会被表扬。其实，

 

“孝”也成为政治忠诚的隐喻，这对于巩固等级化的儒家社会秩序至关重要。一方面，要表扬美德情感、推崇儒家价值理念；另一方面，不能鼓励法外行为，因此，国民政府试图通过赦免来解决这一问题。

本书进一步分析，对于这次特赦，当时国民党的话语显示出两种需要，那就是民族国家既要不断发展、持续前进，又要把这种发展落实在一个恒常的本质中。这个不变的本质，可能是孝，可能是贞，也可能是其他某种永恒的品质。施剑翘的孝心就代表着一种品质，一个弱女子可以转变成一个强大的复仇者，正如这个当时面临着重重问题的国家，希望转变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度。

特赦后，施剑翘过着低调的生活，但也没有完全从公共舞台上退出。抗日战争期间，施剑翘又再次成为“情”的代表，她在抗日战争期间高调参与了募款运动，成为抗日的楷模。后来，施剑翘还曾经在苏州主持过一所为贫困儿童开的小学。施剑翘还借助这所小学，帮助过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新中国成立后，施剑翘当选过北京市的政协委员，1979年，施剑翘逝世，享年73岁。

好，到这里，《施剑翘复仇案》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就为你解读完了。

一桩为父报仇的案件，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激发了前所未有的公众同情，并最终得到了非常特殊的处理，其中隐含着非常深刻的社会政治意义。“正义”的刺客与不受欢迎的军阀，旧传统与新思潮，情感与理性，法治与情治，都交织在这一复杂的案件中。以施剑翘的复仇案作为一个剖面，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那个特殊的20世纪30年代中，随着大众传媒诞生的公众同情，开始如何影响市民公众的政治参与、知识分子的态度，以及司法审判的进程。

任何事件的结局与影响，都无法脱离它发生的社会背景。

 

从施剑翘的复仇案中，去理解不同的声音，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理解法庭与政府的立场与处理方式，都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社会在那个转型时期的各类思潮，也更好地了解媒体炒作与集体情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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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讲述：陈章鱼 脑图：刘艳导图工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