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古至治》| 裴鹏程解读 每天听本书2022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介绍的是《稽古至治》，副标题是“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最知名的史学著作之一，全书294卷，将近300万字，由北宋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领衔，历时近二十年编纂而成。它与宋代之前的官修史书不同，过去的史书的体例几乎都是纪传体，也就是为重要的历史人物一一立传。优点是容易理解人物生平，不足是不利于把握历史发展整体脉络。于是，司马光开创了“编年体通史”这种史书体例 。

不过，《资治通鉴》最大的价值还不在于它开创了某种史学编纂范式，而是在于它的思想和内容。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稽古至治》，题目其实就体现了这一点。“稽古至治”出自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序言中所讲的“稽古以至治”。“稽古”是指考察古代的事迹，“至治”有“最好的治理”的意思 。正如汉代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讲“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光在序言中讲“稽古以至治”，也提出了自己修史的目标与学术价值观，这就是通过研究古人事迹，明辨道理是非、总结知识经验，从而于今有益、为今所用。

 

由于这一点，《资治通鉴》变得很特殊，内涵也更加丰富。曾国藩认为《资治通鉴》在各类经典中排名第一，梁启超称其为古代“皇帝教科书”，康熙皇帝曾在书上留下一百多条批注，即使到今天，仍有不少人把《资治通鉴》当作组织管理的经典案例集放在案头。

这本《稽古至治》是一部研究《资治通鉴》的文章合集，作者姜鹏任教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他从2007年起至今始终致力于研究《资治通鉴》，他所承担的各类学术课题、出版的著作都与《资治通鉴》有关。2014年他还登上了央视《百家讲坛》栏目，面向大众讲《资治通鉴》。可以说，姜鹏老师在学术研究深度和知识普及广度方面都做得很好，这本书很值得你花点时间了解。

在姜鹏老师看来，司马光生活在11世纪的北宋，这是个独特的时代，最终影响了司马光的史学编纂。另外，姜鹏老师还提到，对于今天的我们，理解《资治通鉴》最好的方式是“思想史”读法，这或许也是阅读任何传统史学经典的通用思路。

下面，我们分两部分了解本书内容。第一部分先看，作者读《资治通鉴》发现了什么我们没注意到的地方，这背后有什么讲究。第二部分，我们跳出《资治通鉴》的具体内容，回到这部史学巨著诞生的背景，思考一下当代人应该怎么读《资治通鉴》以及其他史书。

首先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跟别的史书有什么不一样，作者从《资治通鉴》中读出了什么别人没注意到的内容。

很多人强调，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特别注意对史料的甄别，只要是没有根据的史料都不采纳。

确实如此，司马光格外注重对历史材料的选择，即使是一些极其细碎的问题，他也会探明究竟。举个例子，关于“东汉后期著名人物孙坚是哪一年死的”这个细节信息，过去的学者读了《三国志》《后汉书》就不再深究了，因为两部正史对于孙坚去世年龄的记载是一致的，都是初平三年，也就是192年。不过，司马光编修史书时博览群书，他注意到一份名为《山阳公载记》的边角料，南朝史学家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用过这个材料，后来失传了。这个材料提到，孙坚的儿子孙策给汉献帝上过一道表章，讲到父亲孙坚是在他17岁的时候过世的。当时孙策26岁，如果在他17岁时父亲去世，往前推9年，应该是初平二年，即公元191年，而不是正史普遍记载的初平三年192年。

尽管《三国志》《后汉书》是权威正史，《山阳公载记》是一部早已失传的不知名史料，但司马光再三斟酌，还是决定采用根据《山阳公载记》推算出来的结论。他有两个理由，一是孙策不可能记错自己的年龄，二是孙策也不可能记错父亲去世的时间。尽管《山阳公载记》并非正史，但至少在孙坚去世这件事情上，孙策自己的表章要比史书更可靠 。在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过程中，类似的案例有很多，一些小问题不牵涉大局，权威史书也有明确交代，但《资治通鉴》仍然会做细致比较、谨慎排查。小的细节尚且如此，可以想到遇到重大历史事件司马光将更加负责。关于这一点，很多人讲《资治通鉴》时都会提到，我们不过多介绍。

不过，本书作者姜鹏老师发现，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却有不少看起来有悖于真实性、严谨性的反常行为。

古代正史纵然会为统治者隐瞒一些真相，但总体而言可信度很高，司马光要编修一部通史，理所应当要规避相对来说可能根据不足的野史。但事实上司马光却参考了大量私人笔记和野史小说。

作者提到《资治通鉴》中有关李世民的一段记载。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登上皇帝宝座，发动政变前，当时还是秦王的他去找两位开国将领帮忙，一位是李靖，一位是李勣，李勣就是《隋唐演义》中徐茂公的原型，因为开国有功，而获得国姓“李”。面对秦王的请求，两位开国功臣是什么态度呢？

司马光找到两样史料。比较权威的是晚唐史学家陈岳编写的《统纪》，其中记载，李靖和李勣不仅站在了李世民的角度帮他出主意，甚至主动提出要当打手，帮他扫除政敌 。还有另一个史料，是中唐刘餗所写的《小说》，没错，书名就是“小说”二字。这个版本是，当时李靖和李勣都推辞了，没有帮李世民出主意，更没有出面充当打手。也就是说李靖二人没在这个时候站队，没做政治投机 。唐代人笔下的“小说”其实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段子集，中国人熟悉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就属于古人笔下的“小说”，听听也就罢了。不过，最后司马光选择的却是《小说》中的说法。

除此之外，还有更让人难以置信的。很多人说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有个根本性的技术准则“不语怪力乱神”，绝不讲神神鬼鬼的故事。但姜鹏老师提到，司马光其实在《资治通鉴》中一本正经地讲了个“怪力乱神”的故事。

《资治通鉴》的第154卷讲到，北魏朝有一位城阳王叫元徽，不幸被手下寇祖仁害死了。当初城阳王曾多次帮助这位手下，而忘恩负义的寇祖仁不仅杀了他，还把他的头送到一位叛变的军阀那去讨要赏钱。当晚城阳王的鬼魂给军阀托了个梦，跟他说：“我给寇祖仁留了好多财宝，他光把我的脑袋给你了，但把财宝私吞了，没有老老实实交给你。”于是，军阀醒来后，要求寇祖仁交出巨款，但寇祖仁哪有那么多钱，结果被军阀杀了。这个托梦故事一听就是假的，为什么司马光还要把它编进《资治通鉴》呢？

姜鹏老师认为，

 

对于司马光等很多中国古代史学家而言，求真只是编纂历史的及格线，承担起社会责任是他们追求的更高目标 。

我们可以结合刚才讲的李世民的故事一起来分析。秦王李世民要策动政变，相对严肃的那份史料记载，李靖等人积极配合、主动参与；而非正统的史料记载，李靖等人避免选边站。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他的第一任务当然是要把真实信息记录下来，但当时司马光手里只有这两样史料，而且这两种说法还都说得通，没有第三方材料可供佐证，司马光自己也坦白，他判断不出哪种说法更靠谱。这时，他选择了更有益于人心教化的那个版本，也就是李靖等人拒绝参与政治斗争的版本。因为这显得两人更加厚道，用司马光的话说，就是传播这样的行为有益于风化。 有关司马光的这些思考与感叹，如今可以在《资治通鉴考异》中了解到。我们可以把《通鉴考异》当作《资治通鉴》的资料汇编以及司马光的工作札记。司马光遇到说法不一但拿不准的史料，都会在《通鉴考异》中详细解释。

也因此，人们总说司马光是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资治通鉴》是部优秀的历史作品。这既是对司马光严谨工作的褒奖，也是对他负有社会责任感的肯定。

《资治通鉴》中的“鬼故事”的道理也一样。恩将仇报的下属自食其果，一个典型的“因果报应”的故事，这并不出自任何传统史料，而是来源于一部佛教史籍《洛阳伽蓝记》 。宋代儒学的发展依靠的正是对佛教神鬼学说的批评，这样的鬼故事不只司马光不信，《资治通鉴》的主要阅读群体从皇帝到各阶层管理者大概率也不会相信。但司马光把它编进严肃的历史著作里，考虑的还是历史作品的社会影响。他不用担心读者会把托梦的事情信以为真，反倒借一个形象生动的故事强化了一个道理，为官者如果品行低劣不会有好下场。

但话说回来，写鬼故事多少会损害《资治通鉴》的严肃性，姜鹏老师特别提到这是《资治通鉴》里少有的鬼故事，司马光绝不滥用寓言手法。另外，在李世民的案例中，司马光采信野史小说也有特殊性，因为唐朝距离司马光的时代并不久远，他可以获得大量一手资料，这些资料没有被过度删改，尽管是私家文集、小说野史，但是也有比较强的可信性。

说完了司马光在史料甄选方面的特点，关于司马光在史书中会保留或删去哪些人物，姜鹏老师也有自己的精彩见解。

司马光要编纂一部概览一千多年的通史，但有些重要人物他却连名字也没提，像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李白，他就没有提到。李白的时代距离司马光并不远，无论是诗作还是事迹留存都很丰富，而且《资治通鉴》对唐代的记录是最丰富的，两汉四百多年《资治通鉴》只给了60卷篇幅，唐朝不到三百年却占据了81卷，而李白这位唐朝的超级巨星，竟然没能在《资治通鉴》中争取到半点笔墨。

有阴谋论者说，司马光在诗赋方面水平不高，所以故意排挤诗人，这种论调听听也就罢了。另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解释是，司马光不太能看得起文学家，宋代考试注重对道德和能力的考评，对于写诗作文这样的花架子不太重视。这种观点在务实的宋代很流行，甚至司马光的政治对头王安石也持相同意见。

听起来有点道理，但姜鹏老师提出另外的解释，李白的消失是由于篇幅所限。《资治通鉴》总字数近300万，篇幅看起来巨大，但作为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记录了从春秋战国之际到宋代建立前近1400年的历史，平均下来，每年只能占用2000字左右，所以只能拣要紧的写。

什么内容要紧呢？《资治通鉴》顾名思义是把历史当作镜子为国家社会的治理提供经验。所以，

 

司马光筛选材料有个基础标准，看国家统治者读了是否能提高管理水平，普通人读了是否能洞察世态人情。

 

用司马光的原话便是：“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只记录影响国家兴衰成败、百姓幸福指数的人和事 。

李白之所以不见载于《资治通鉴》，正因为他的作品与国家治理关系不密切。杜甫的待遇要好一点，他的诗号称“诗史”，满满家国情怀。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句诗，杜甫在《资治通鉴》中好歹跑了个龙套 。

不只唐代的李白、杜甫，其他时代的文人是否有出场机会都参考这个标准。例如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代表作有《子虚赋》《上林赋》，但《资治通鉴》却选取他一篇短短的《谏猎疏》，也有人称作《上疏谏猎》。原因是这篇短文讨论提出了帝王行为规范的问题 ，与政治有关。还有东晋时期的王羲之、唐代的颜真卿，这是两个书法家，似乎与政治没关系，但都出现在《资治通鉴》中。因为王羲之当初批评当权者北伐，耗费民脂民膏，颜真卿则是英勇抵抗了反叛的安禄山。

有一点很奇怪，屈原作为先秦楚国的高级贵族，也是政治人物，但没有出现在《资治通鉴》中。有人猜测，屈原文学素养和政治能力都很强，再加上职场经历都很像王安石，所以司马光不愿把这样的人编进史书里。

姜鹏老师分析，原因不复杂，是因为有关屈原的史料有多处矛盾。《资治通鉴》是编年史，也就是把某一年的重大事件写出来，所以屈原只有遇上某年的大事，他才会出现在司马光笔下。由于先秦史料缺乏，司马光主要参考《史记》。《史记》有关屈原的记载，一部分在《屈原列传》，这是屈原的个人传记；另一部分是在《楚世家》，这是有关楚国的地区历史的综合记录。屈原参与了两次重大事件，一次是张仪出使楚国，屈原劝楚怀王杀掉张仪；另一次是秦国诓骗楚怀王前往秦国，屈原出面劝阻。但很不凑巧，关于这两件事情，《楚世家》和《屈原列传》的记载都有冲突，无法考证真假，所以司马光便索性不提屈原了 。

回头看，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采信什么样的史料、允许什么历史人物出场，这是个艰难的平衡工作。一方面《资治通鉴》承担着“资治”的艰巨任务，司马光要尽可能让每一个故事都能产生指导意义；同时他也在尽可能追求真实性，无论是考证孙坚到底死于哪年，还是选择隐去屈原这个人物，都是在追求真实。

那我们不禁要想，为什么司马光要如走钢丝一般编纂史书？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阅读《资治通鉴》呢？

下面我们重点介绍一下，作者非常推崇的对《资治通鉴》的读法，作者称之为“思想史”读法。也就是，要时刻注意司马光的基本身份不是历史学家，他是位政治家，然后回到司马光所处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资治通鉴》的内容 。

首先我们回到11世纪，看一下《资治通鉴》是在什么背景下被编纂出来的。

司马光生活在11世纪，这个历史时期很独特，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典型的学者和政治家合一的时代。当时最有名的政治家几乎都是大学者，比如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欧阳修，以及我们熟悉的苏轼。他们的文章总会有强烈的社会关切，像范仲淹曾提出过改革倡议，即使离开朝廷还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句子；王安石不仅是个改革家，也是个大学问家，他开创的学派叫“荆公新学” ，从古圣先贤的学问中寻找变法依据；欧阳修和苏轼都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反对浮华文风，主张写文章要反映并解决社会问题。

同样，司马光也在借学问来传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很多人习惯于把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与司马迁写《史记》做类比。司马迁写《史记》的风格是“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孤独艰辛甚至称得上屈辱凄惨。不少人以为司马光的情况应该也差不多，被排挤出政治核心圈的他历时19年在“独乐园”中完成《资治通鉴》。

但实际的情况是，司马光曾经在朝中担任高官，即使离开朝廷，也从未远离时政。尽管他的政治主张没有获得宋神宗的肯定，但他编纂史书的行为先后获得了宋英宗以及宋神宗的支持，允许他汇集当时优秀的学者组织一个庞大的工作团队，还允许他把国家典籍乃至皇帝私人藏书作为修史资料库。

我们看，在这个背景下《资治通鉴》是怎么出现的。编纂《资治通鉴》的工作可以分为三大步骤：第一步叫“丛目”，是将过往所有史料按年月排列汇集，技术含量不是很高，但体力精力耗费都很大，这一步是由助手完成的。第二步是按照司马光的修史原则，将排列汇集好的史料进行删减提炼，再将松散的材料汇编串联，因此这个步骤叫“长编”，这一步同样也很费神，也是由助手完成的。司马光亲自操刀的是第三步，在“长编”基础上删改成书 ，很像大厨接过切好的菜丁、热好的油锅来翻炒烹饪，或是报社总编辑所做的统稿工作，尽管最费脑力，还需要为成品负责，但毕竟是个系统性工程，基础环节已经由优秀的助手完成，这与司马迁忍辱负重单打独斗是很不一样的。

那我们接着要问，第二个环节的工作人员，如何按照司马光的意思删减文字？第三个环节，司马光本人如何统稿定稿呢？

不只是编修《资治通鉴》，姜鹏老师把司马光一生所关注的核心话题总结为“治道”二字，治理的“治”，道理的“道”。什么意思呢？回到本书题目《稽古至治》，从过去汲取经验教训为当下难题寻找答案，用书中的话说，《资治通鉴》没有一个字在讲宋代，但每一个字都在讲宋代 。司马光对于历史的解读，最终都会指向宋代的现实问题。

司马光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他在编修史书的时候，绝不会只是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告诉你，他本就有一套完整的思想观念。这就有意思了，尽管司马光标榜自己“稽古至治”，经验和教训都是从过去历史中得出来的，但实际上却是拿自己的那套治理国家的观念来选择史料、发表评论。

还是举个例子，当《资治通鉴》中有某位重要历史人物登场时，司马光都会花点篇幅来描述他的特点。比如他对刘备性格的描述是“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这段文字沿袭了《三国志》，是在表达刘备深沉有大志，是正面的。不过《三国志》还说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这是在写刘备生性奢侈，是负面的，司马光却删掉了 。

司马光为什么要遮掩事实，给刘备开美颜呢？直接的原因你可能已经想到了。《资治通鉴》是要给皇帝和高官们读的。刘备是帝王，一个酒色之徒怎么能当好皇帝，所以要把他品性低劣的描述删掉，保留他的美好德行的部分，尽可能给读者带来积极的道德示范作用。

不过，司马光为什么要强调道德示范，这不会使人物变得单薄失真吗？

作者提到，这跟宋代儒学的大背景有关。

 

在司马光生活的时代，儒学思潮逐渐形成了以道德涵养为基础的价值观 ，司马光本人就是这种价值观的追随者。

这就要说到古代中国一个始终存在的难题，如何约束皇帝权力。在汉代，当时儒生的策略是宣扬“天人感应”，一方面承认皇帝是天子，代上天来管理百姓，有合法性；但反过来说，皇帝如果做得不好，上天会降下洪水、地震、虫害、日食、流星等灾异来表示警告。这个办法未必所有皇帝都信，但广大社会民众普遍接受，所以也一定程度约束了皇帝，不可一世的汉武帝不就曾下了《轮台罪己诏》嘛。

但这一切到一千多年后的宋代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天文历法在宋代有了显著发展。像日食这类天象人们已经知道是有规律可循的。这时，汉代天人感应那套办法就无法约束皇帝权力了。为了说服皇帝不要胡作非为，宋代儒生想到了别的办法，这就是充分发挥历史教训和道德约束的作用 。大概的逻辑是，过去的亡国之君多是德行低劣之辈，要想保住江山皇帝就得注意个人道德修为。这也是为什么，宋代理学要强调先修身、再齐家，最后才是治国平天下。

 

正是因为科学技术发展，推动哲学思想也跟着变化。

到这儿，我们就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为什么司马光作为一位政治家不去全身心投入政治博弈，却要迂回编一部史书；为什么他在编写史书的时候紧紧抓着“治道”这根准绳，要让历史对现实治理产生教育意义；还有，所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犯了什么历史错误等等，往往也是他别有深意。

了解了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社会背景和编纂过程，回到今天，我们应该如何阅读《资治通鉴》呢？

传统社会的学生会拿《资治通鉴》来练习句读，也就是断句，顺便学点历史知识。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一部距今九百多年的宋代史书，内容庞杂，对于现代人来说，阅读起来不仅难度大，而且必要性也远非古人那么高。

而姜鹏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种读史的方法，这种方法不限于读《资治通鉴》，阅读任何古代史书，甚至古代文献或许都能用得上。这个方法就藏在书名里。《资治通鉴》中的“资治”讲的是这套书的写作目标，而“通鉴”所讲的正是阅读方法。

简单说，“通”是强调我们要把历史事件放在长时段里纵览。“鉴”是镜子的意思，尽管是过去的历史，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仍然可以把古代历史作为镜子来反观自身。

下面，我们试着用这个方法读一段历史。曹操“唯才是举”的事情我们不陌生，他不论出身，选拔有才干的人为自己服务。这件事情是被称赞的。不过，如果用司马光“通鉴”的视角看，事情就没这么单纯了。

从长时段看，尽管魏蜀吴三个政权中，魏国并不是最早灭亡的，但曹氏家族的权力却是最早被掏空的。曹操去世三十年后，司马懿发动了政变，早期曹操提拔的官员，几乎都见风使舵支持司马懿掌握魏国大权；再过二十多年，司马家族直接篡位了，同样是早期被曹操、曹丕父子提拔的人，他们不仅表示支持，还积极给司马家族出谋划策。只看曹操生前的事情，我们会觉得唯才是举完全成功，一旦拉长历史眼光，把后来的司马家族政变、魏晋禅代一起看进去，结论就丰满了许多。

如果用“通鉴”的眼光重新观察历史，我们或许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内容。像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对于北魏政权自身来说是千秋功业吗？唐代实施节度使制度造成藩镇割据局面真的是弊大于利吗？或许，这正是我们了解司马光和他的《资治通鉴》最有益的收获。

这本《稽古至治》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今天的内容比较多，简要总结一下。第一部分我们跟随作者姜鹏老师了解了他所读到的《资治通鉴》，司马光如何选择史料，如何安排历史人物登场。司马光其实在做一个艰难的平衡，一方面追求历史的真实性，另一方面还要保证不偏离服务统治者、教化普通人的写作目标。

第二部分我们了解了“思想史”的读法，深入《资治通鉴》的创作背景。如果说《史记》是文学家笔下的历史，那《资治通鉴》则是政治家笔下的历史。11世纪的中国是个学术与政治紧密联系的时代，司马光带领团队编纂《资治通鉴》有充分的政治考量。因此，阅读《资治通鉴》最好的方法是“通鉴”，也就是将书中所记载的那段历史放在更长时间线思考，同时对照作者生活的时代和个人经历来综合分析。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其实也启发了我们对于历史的进一步思考。对于同一段历史，司马迁和司马光的笔下可能大相径庭，因为不同的历史学家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理解历史，他最终落笔的、我们最终所看到的，其实是经过他思考和剪裁的历史，是他理解后的历史叙述，很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历史。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阅读《资治通鉴》或者任何中外的史书时要意识到，历史和我们的中间，其实站了一个转述人，他可能是司马光，也可能是汤因比。历史发生了什么反倒是次要的，无非是过去几千年那些事情，多看几本书我们都会有印象，关键是，我们要揣摩这本书的作者希望通过讲述历史让我们明白什么，以及他为什么这么做，这也正是姜鹏老师所讲的“思想史”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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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讲述：裴鹏程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