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远航》| 裴鹏程解读 每天听本书2022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介绍的是《一个民族的远航：中国近代社会的群体觉醒》。

 

提到近代中国的觉醒，有人会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讲起，从那时起中国人开始奋力追求民主与科学；也有人会从1912年清朝灭亡讲起，中国在摆脱封建帝制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有人认为这个时间点应该更早一些，1905年废除科举制标志着中国与传统教育及人才选拔制度决裂，普遍的现代教育成为可能；还有人觉得1895年甲午战争后1300多名举人上书反对签署《马关条约》这个事件更重要，这是近代中国群众政治运动的开端。

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一个民族的远航》，是历史纪实作家关河五十州的最新作品。作者认为近代中国觉醒的起始点还可以向更早追溯。如果将近代中国人的群体觉醒过程，看作是在现代文明的大洋里探索远航，那么骇浪中最早的远航者或许是一位广东香山人，他叫容闳。19世纪40年代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代赴美留学生，回国后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

容闳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不在于他是“中国留学生之父”，也不在于他亲身经历了近代中国的历次重大事件；人们对他念念不忘，关键在于他清醒地认识到科教兴国、教育救国的重要性，并首倡、策划、促成和组织了近代中国第一代公费留学生的派遣，将近代中国精神觉醒的浪潮推动了下去。

那一代留学生前后只有一百多人，出洋留学时平均年龄约12岁，但日后几乎个个成才，其中就包括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外交官唐绍仪，还有在甲午海战中与日军拼死交战的年轻将领们。他们都延续着容闳开启的民族远航，在中国近代化的各个领域拓荒探索。

大幕拉开，我们跟随作者一起回到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里，第一幕的故事将从19世纪40年代讲起，登场的是“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他为什么远渡重洋前往美国？第二幕的故事发生在30年后的19世纪70年代，詹天佑、唐绍仪等“留美幼童”将悉数上场，他们为何能出国留学，为什么这些留学生的成材率那么高？既然效果不错，为什么“留美幼童”项目仅仅持续了4期？

首先让我们回到1847年，容闳乘船前往美国求学的这一年 。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出国留学并不稀罕，如今的孩子有更多机会出国深造。不过在1847年的中国，出国留学是件闻所未闻的事情。尽管几年前，清朝在中英鸦片战争中战败，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西方早已超越中国，更不会有出洋学习的想法。既然这样，容闳为什么会出国留学呢？

咱们来了解一下容闳的家庭。1828年，容闳出生在香山县，也就是今天的广东珠海 。被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距离香山不远。在古老封闭的清朝中国，容闳的家乡是距离西方最近的一处地方。他的父亲便经常跑去对岸给洋人干活儿，赚钱的同时，也开了眼。那时的中国人，理想道路当然是读书做官，但容闳的父亲很清醒，这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厮杀，容闳大概率是没机会的，只要儿子能不饿肚子就好了。于是，容闳7岁那年 ，父亲带他来到澳门，让他上了一所洋学校 。

那时的洋学校并不像今天的国际学校，那类学校多是传教士开办的，通过培养学生来培养传教士，或者是未来的“买办”，即帮洋人在中国买物资的帮手。一旦进入洋学校，意味着绝不可能再走上仕途了，只有像容闳这样的贫寒之家才会给子弟做这样的选择 。

后来，容闳在香港读了小学 ，熟练掌握了英文表达。几年后，他在临近毕业的某一天，主持校务的布朗先生说他打算返回美国，如果有谁愿意，可以跟他回美国继续学习。那时的中国人对于西方、对于深造并没有概念。况且几年前英国在广州湾挑起了鸦片战争，广东一带的民众对于外国人并没有好印象。最终，全校那么多学生中只有三人应和，容闳是其中一位。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对学习有多么渴望，最初只是因为好奇，而且留学费不用自己掏，父母还可以获得一笔赡养费，对于这几个贫寒家庭来说，也算是件好事。1847年，也就是容闳19岁这一年，他和另外两位同学乘船离开了中国 。

由于容闳接受的是西式基础教育，到美国后他顺利读完了初中和高中。在即将跨入大学门槛时，他遇到一个艰难选择。

他向所在高中提出申请，希望继续获得资助以完成大学学业，但校方要求他写一封志愿书，声明大学毕业后当牧师传道。这也并非强人所难，作者打比方，“洋庙”供你读书，目的还是为了培养“洋和尚”，合情合理。其实，当牧师这也是容闳的父亲给孩子设想的道路之一。

容闳的确从小就接受西式教育，但这跟信教是两回事。容闳不愿意小小年纪就失去自由。他把想法告诉了当初带他来美国的老师布朗先生，布朗很支持他，并为他找了新的赞助，让他考入了自己的母校耶鲁学院，也就是后来的耶鲁大学 。

容闳有几个突出特点，首先是适应能力与变通能力很强，不到一年他就成为学校划艇和橄榄球队的主力队员，而且学会了演讲和拉选票。其次，容闳学习很刻苦，或许是深感机会来之不易，常常用功到深夜。还有，得益于小时候的英语教育，他的论文写得不错，文采甚至超过了美国同学，总在比赛中拿第一。更让人惊讶的是，他的文章绝不是辞藻堆砌，而是充满了对故乡的强烈关切和对家国的责任感。读书期间他发表的文章大多在讨论清朝时政，甚至有学者慕名而来与他深入探讨 。或许从这里我们就已经看到，容闳一定会回国做些有意义的事情的。

1854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毕业，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后，他选择了回国。8年前一同前往美国的还有两位同学，一位叫黄宽，后来转去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并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另一位叫黄胜，在他们赶到美国求学的第二年就因为水土不服而早早返回中国了 。

回国这一年，容闳刚刚26岁 ，他的手里有一张耶鲁的文学学士学位证书，另外，8年的美国生活，让他认识到当时清朝和西方的巨大差距。他意识到，应该让更多中国孩子走出国门，把新鲜的空气带回陈旧的清朝。

但我们想，当时的清朝能给他这样的机会吗？

人们对西方很陌生，容闳的中国话也早已生疏，在人们眼里，容闳跟传教的牧师、替洋人跑腿的买办没什么两样。而且，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要想施展才华，需要进入官场，容闳没有读私塾，没有走科举考试这条主流通道。无奈之下，他只能主动上门找工作。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给一位美国传教士做秘书，听起来好像跟他改革的理想有点远，这算是一种迂回手段。这位传教士是美国驻华代公使，容闳觉得他或许有机会通过这位代公使接触到大清高官，然后进行改革。但他很快就失望了，“代公使”与“公使”只有一字之差，权力却差别巨大，“代公使”是个挂名闲职，他本人都见不到大清官员，更别说身边的秘书了 。所以干了三个月，容闳就辞职了。

在朋友推荐下，容闳前往香港的审判庭担任翻译人员。审判庭虽小，但也能在方寸间伸张正义。由于翻译人员不可能成为法庭主角，容闳便动了心思，想当律师。但是当时香港法律界是英国人的码头，一个黄皮肤小伙子贸然闯入，立刻遭到英国人群起攻之，别说在法律界混，在香港岛他都混不下去了 。

容闳被迫去了上海，在海关上班，做的还是翻译工作，工资不错，如果他能忍住不去抛头露面，不想着要变革社会，安安心心做翻译，日子会过得很滋润。但容闳受不了海关职员和船商狼狈为奸，行贿受贿，便辞职了 。

一年不到，容闳换了三份工作，且不说实现理想、改变社会，连填饱肚子都成了问题。但容闳没有灰心，他开始反思，是不是自己的策略有误，之前都是给洋人打工，希望借洋人之手与社会产生间接关联。既然这条路行不通，在内地他能不能找到机会呢？

这时，容闳遇上了洪秀全组织的太平军。太平军把推翻清朝统治作为目标，给南方各地带来了很大灾难，不过他们对待有海外背景的人还不错。凑巧，容闳在太平军中遇上了熟人洪仁玕。这位洪仁玕原是个传教士，当初容闳在香港做翻译工作时就认识了他。而且洪仁玕是洪秀全的同族弟弟，所以在太平军中地位很高。容闳预感到了大展拳脚的机会。尽管他不能给清朝办事，但太平军建立的太平天国所控制地域也不小，如果能被赏识，他的梦想也可以实现。

当着洪仁玕的面，容闳提出了七条改革建议，其中涉及教育的就有四条，因为他自己的经历充分说明了教育能给一个人带来多大变化。洪仁玕很赞成他，但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其实，洪仁玕早就在太平军中提出了系统改革方案，那个方案要比容闳的建议更全面、更深入，可惜洪仁玕看似高高在上，在太平军中却没有实权，改革方案落空了。尽管洪仁玕力不从心，但仍然感动于容闳的一腔热血，特别为他封了爵位。但容闳要的可不是这些，他拜别了洪仁玕，另寻机会去了。

离开太平军的容闳颇为沮丧，他不得不暂时放下自己的教育理想，做点茶叶生意。就这样，几年过去了。

正当生意做得火热时，容闳收到一封信，信上提到，曾国藩要见他。曾国藩是当时的两江总督，当权的大人物。容闳的心里犯嘀咕，是不是之前给太平军献策的事情被清军知道了，要诱骗自己过去惩处他。所以，他并没有立刻同意前往。但接下来他收到了多封朋友的信件 ，都是转达曾国藩的邀请，希望他放弃经商，去安庆拜访曾国藩，找机会为清朝效力。

1864年的一天，容闳将信将疑赶到了安庆，赶来的第二天曾国藩就接见了他。回国这么多年，容闳第一次距离实现理想这么近。他的心里一直都有个宏大的“植柳计划”，也就是把年轻人派往海外学习，然后回来改革社会。

但经过前些年的失败，容闳已经不再急躁鲁莽。他从朋友那里了解到，曾国藩正琢磨怎么搞洋务。于是，容闳暂先把留学生的计划放在一边，顺着曾国藩讨论洋务问题，他说：我认为的确应该建工厂，不过不是生产各种具体产品的小工厂，而是一所可以制造各类机器的工厂，也就是母厂。

这样的远见，立刻打动了曾国藩。曾国藩授予他五品顶戴，委托他全权赴美国采购机器。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江南制造总局”即将诞生 ，日后被人们称道的“洋务运动”随之拉开了帷幕 。

容闳心中的留学计划暂时搁置了，何时才能实现呢？詹天佑、唐绍仪等“留美幼童”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呢？

时间来到1870年，这是容闳回国后的第16年，也是他协助清朝官员搞洋务运动的第6年。在这几年里，他也曾多次拜托清朝高级官员，希望他们能奏请朝廷派遣留美学生，但始终没有答复。其实，不少官员很认同这件事，但此时已是晚清，他们被其他更为紧迫的问题搞得焦头烂额，派遣留学生的要紧程度实在是不高 。不过，1870年发生的一件事，成了助推留美项目的临门一脚。这就是著名的“天津教案”。

这是个震惊中外的事件。当时天津一带不少贫苦人家因无力养育子女便将子女抛弃，法国天主教堂看到后收养了他们。虽说最终会把孩子们培养为天主教徒，但远好过冻死饿死。不过当地的人们却认为，天主教堂会抓了这些小孩挖眼剖心。教堂和民众间的冲突也就越来越多。这时，法国领事要求官府派兵镇压。遭到拒绝后，这位领事开枪打伤了官府人员，这直接引发了一场大祸。一些流民地痞趁乱杀害外国人，抢夺财物，事情越闹越大，法国等国的军舰纷纷集结到天津一带。这时，清政府不得不派出名臣曾国藩等多位朝廷大员前往调停，容闳作为翻译，也随同前往。

对于曾国藩等人来说，这是件非常棘手的事，一方面要给列强有个交代，惩罚肇事者并赔偿损失；但另一方面，不明真相的当地百姓会认为，清政府软弱无能，洋人撒野，曾国藩却吃里扒外当起帮手 。平心而论，曾国藩是当时很出色的官员，无论是抵御太平天国，还是搞洋务，总是饱受赞誉。但天津教案却让他攒了一辈子的好名声毁于一旦。

经过这个事情，曾国藩等朝廷高官意识到，有必要培养一些像容闳一样，懂得西方，并能与西方沟通，还能为清朝带来新技术的年轻人。容闳心心念念的“植柳计划”让曾国藩眼前一亮。于是，一封请求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奏折终于递到了皇帝面前。收到批复后，曾国藩找来容闳，让他组织和安排具体事宜 。

容闳等待了多年的项目总算是确定了，他在上海设立了预备学校，但一年多过去了，通过考试的幼童并没有几个，这是怎么回事呢？

看看幼童出洋时需要签署的《出洋志愿书》就很清楚了，志愿书明确写道：幼童出洋留学，十五年内不得回国，如果生病致死，清朝政府概不负责 。这样的内容，任何家长看了都得打哆嗦，何况那个时候的人们对于洋人的想象与妖魔无异。所以就算容闳主动上门招呼，也会被家长们轰出来。

没办法，容闳只得回广东香山老家碰碰运气，他可以拿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案例说服乡里乡亲：出洋留学回国依然可以在朝廷做官，而且这次还是国家公派，也就是说，送子弟留学不仅费用不用愁，归国后还包分配。

香山距离香港、澳门不远，当地不少人都与洋人有来往。容闳便把这些人请来和自己一同做宣传工作。这导致后来的留学幼童有个特点，广东学生居多，尤其是香山人很多，这不是容闳徇私舞弊，而是迫不得已。

尽管招生很艰难，但容闳并没有放低招录标准，他要精心挑选最聪明、最有发展潜力的孩子。因为国家将在每个幼童身上付出高额代价。像容闳当年没读过私塾，中文底子不好，回国后花了很大力气才弥补过来。所以，他这次招生时，特别注重幼童是否有中文功底。

需要注意，这次出洋的学生跟容闳不一样，当初容闳的家庭是迫于生计，而这次赞成留学的家庭更多的是出于对子女未来的考虑。例如詹天佑本来在读私塾，也就是说他可以按部就班走仕途，但父亲在好友的劝说下决定让詹天佑出国留学 ；还有后来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的唐绍仪，他的父亲做茶叶生意，家庭条件很不错，也选择了赴美留学 。

不论费尽多少周折，到1872年，容闳终于把第一批幼童送出国门，他们的平均年龄是12岁，此时容闳也已经年过四旬。他们将在美国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

总的来说，这批留美幼童是幸运的。

这时的美国正处于国力迅速上升时期，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就把19世纪70至90年代的美国历史称为“镀金时代”。美国从南北战争的泥潭中走出来，工业迅速发展，数百万移民来到美国，源源不断的财富为美国社会镀上了一抹金色 。留美幼童们来到美国，跟30年前容闳看到的美国已经有了显著变化。在留美幼童来到美国的第五年，赶上了在费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 ，容闳带他们看到了电话，再过两年他们见到了留声机，紧接着是电灯 。留美幼童接触到的是世界上最前沿的发明创造。

当时的美国人也非常友善。为了能让幼童快速融入美国生活，容闳请求美国政府招募一些美国家庭，分别接纳这些中国留学幼童。第一批留学生只有30人，报名的美国寄宿家庭就有122个 。

这些留美幼童非常幸运，不只因为当时的美国在蓬勃发展，当时的中国或许也处于晚清时期最不坏的时代。历史学家把19世纪60—90年代的清朝历史称为“同治中兴”或“同光中兴”。在这三十多年间，太平天国已被镇压，社会相对安定；清政府在操办洋务，学技术的同时改善与西方列强的关系。

像詹天佑这样的留美幼童们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度过的，他们的文化优越感没有丧失，自信、开放、充满了生命力，因此很快融入了新环境，跑步、打猎、跳舞，样样都很出色。这样活泼开朗和充满奋斗精神的文明底色，也打破了美国人对古老中国的刻板印象。

容闳甚至请示清政府，应该出资在美国修建一座办公大楼，作为中国留学生在美洲新大陆扎根的标志，源源不断迎接留学生的到来 。

但非常遗憾，留美幼童项目只进行了四期。而且连这四期也都中途流产了。这是为什么呢？

可恨一些清朝官员的内耗。留学生项目设有一正一副两位监督，容闳是副监督，他的权力小于正监督。第一任正监督叫陈兰彬，原来在刑部任职，但干了二十年没有升职，到头来跟容闳跑留学项目。所以这位老爷子对工作没什么兴趣，不愿意担责任，也很保守，看到留美幼童打棒球、玩划艇就会骂他们不务正业 。

后来来了第二任监督，他叫吴嘉善，他是清政府官员中极少能看懂英文的人，但他不仅没有支持容闳的工作，而且留美幼童项目正是在他手里中止的。这位吴嘉善在国内跟曾国藩等人有矛盾，他把这种矛盾带到了留美幼童的工作中。一到任，他就要求学生对他行叩拜大礼，学生们早已不习惯这种仪式，于是他便挨个儿打学生的板子。下马威结束后，他又下令禁止学生做礼拜、禁止剪辫子、禁止穿西服、禁止谈恋爱、禁止组织棒球队。这样的强势压制引发了留美幼童的激烈反抗，他们不再听吴嘉善的话，有事儿都找副监督容闳。

这些孩子都是容闳精挑细选出来的，他怎么受得了吴嘉善这么折腾。所以两人常常吵架。容闳之前跟曾国藩走得很近，这下吴嘉善把矛盾彻底转移到了容闳身上。他白天跟容闳吵架，晚上就悄悄给国内写信告状，各种抹黑容闳。

国内与吴嘉善对接的是李鸿章，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很支持容闳的工作，而且他对这些留美幼童寄予厚望，这些人都是未来的助手，说不定还会接自己的班。接到吴嘉善的告状信，李鸿章并没有采取什么动作。不过，不理会也不太合适，毕竟吴嘉善是项目正监督，所以李鸿章一方面强调要给留美幼童多灌输些“之乎者也”，不能忘本，同时也请吴嘉善多多包涵，不要因为私人恩怨破坏大局。

吴嘉善却不罢休，他写信联合朝中对李鸿章有意见的人制造舆论，说李鸿章负责的幼童留学项目各种弊端，花了朝廷很多钱，却培养出一帮数典忘祖的家伙，要求朝廷及时止损，逼得李鸿章撤销留学项目 。

到1880年，清朝已经先后派出4批留美幼童，共120名，其中有60人考入大学，剩余的60人也大多取得了中学毕业文凭。这个时候撤回十分可惜。容闳心急如焚，寻找美国朋友帮忙，其中有一位就是前面提到的马克·吐温，他和几位有国际影响力的美国人一同给李鸿章写请愿书，美国总统格兰特得知消息后更直接给李鸿章写了信 。可惜事与愿违，消息传到吴嘉善那帮人耳朵里，他们更起劲儿了：嘿，借洋鬼子来吓人，这留学项目咱是非给它搅黄了不可。

在吴嘉善那帮人的折腾下，容闳等人拼尽心血推动的留美幼童项目，在第10年戛然而止，他带着一百多位学子凄然归国。容闳已经在美国结婚，这件事让容闳的妻子非常担心容闳的安危。容闳回国不久妻子就病倒了。本就遭受打击的容闳急忙赶去美国，再见到妻子的时候她已经不能说话了，不久后不幸离世 。

到这里，我们看到“留美幼童”的项目似乎是以失败告终的，但反过来看，却算得上是一次伟大的成功。

在容闳等人的努力下，古老的中国派遣年轻人了解西方世界，这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鸣响了前奏。

尽管项目中止，但120位留美幼童都已或多或少接受了现代教育，有两位甚至完成了大学学业，其中就包括我们熟悉的詹天佑。他们将在之后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发挥关键作用。在新兴产业界，除了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外，还有中国电报事业奠基人唐元湛，他是中华民国第一任电报总局局长；在矿业领域，有邝荣光、吴仰曾等工程师 ，其中这位邝荣光是所有留美幼童中最高寿的，一直活到1962年，享年102岁 ；在教育领域，留美幼童中涌现出天津大学前身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校首任校长唐国安；外交行政领域更是有数十人，其中就包括中华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

相比于这些活跃于晚清民国的知名人士，还有几位留美幼童在回国后不久就早早为国捐躯了，如阵亡于1884年中法海战的杨兆楠、黄继良等人，他们以命相抵，创造了法国海军唯一的阵亡纪录；还有1894年阵亡于中日甲午海战的沈寿昌等人，身为“济远”舰帮带的沈寿昌是海战中第一批为国捐躯的烈士。这些留美幼童作为中国近代化惊涛骇浪最勇敢的远航者，被后人永远铭记。

这本《一个民族的远航》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从19世纪40年代容闳等三人出国学习，到19世纪70年代四批官方资助的留美幼童项目。我们看到了中国近代在教育文化领域的艰难起步过程。

很多人常常遗憾于留美幼童项目草草收场，为容闳感到惋惜，更为中国感到惋惜。或许这正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因为，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他们之所以倡导办洋务，是想在保持封建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利用西方先进技术来挽救衰败的清王朝统治。而容闳提出的幼童赴美，是希望培养出一批掌握西方近代科技知识，让中国走向文明富强的精英。

 

任何社会变革，新旧势力都会经历一番厮杀。在留美幼童项目的博弈中，或许代表新理念的容闳失败了，但他培养的留美幼童必将在滚滚前进的历史长河中，继续他的远航。

本书的最后一章提到，120位幼童中有一位叫梁诚。时间转移到1904年，也就是留美幼童归国20多年后，这位梁诚担任大清驻美公使。几年前，清朝与英俄日法等八国签署的《辛丑条约》，规定清朝要拿出天价赔款。这是清政府无论如何也完不成的。一次，梁诚找到美国国务卿，想请求减少赔偿，美国务卿无意中透露了，美国也觉得赔偿确实过多了。梁诚趁机提出请求，请美国退还一部分已经到账的赔款。但别人拿到手的钱怎么会退还呢？于是梁诚找了多位美国官员死缠烂打，甚至找了老罗斯福总统，他一方面以自己留美幼童的经历动之以情，另一方面晓之以理，如果美国将钱款退还中国，必然会获得良好的国际声誉，这对于当时蒸蒸日上，看重国际威望的美国是很有吸引力的。

最终美国退还了一些赔款，英法等国也纷纷跟进 。这些退款成为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又一笔资金。这笔钱资助了20世纪的一大批中国留学生，其中包括胡适、赵元任等人；还有一部分支持了清华大学、山西大学等新学堂的建立；另有一部分资金为清华大学所管理，进一步赞助了钱学森、赵九章、陈省身、杨振宁等人的海外深造 。一波波航船，在巨浪中扬帆远航。

回看容闳，他对于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性，或许不在于带出了一批留学生，而在于为那个时代的中国开出一味药方，这就是以教育改变社会。容闳以一人之力带动一批，以一批影响一代，以一代造福一国，为封闭的近代中国打开了通向世界、自救富强，并最终重拾民族和国家自信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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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讲述：裴鹏程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