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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风格家具 唐代室内设计有什么风格特点
隋唐朝室内设计特点:出现了高低型家具并用的局面。这一时期,以桌、椅、凳为代表的新型高足家具渐渐取代了床榻的中心地位。而屏风则以落地式为主流,多描绘山水花鸟。
而五代时期的室内特点主要延续了唐代制度,然后相应的因为不同民族的政权而加入了本身的一些自我风格。
隋唐的家具出现了两个变化:一是坐具类家具的品种增多和桌的出现。椅子在中原地区逐渐流行,当时称为“倚子”。几、案的高度与坐具的高度有关,坐具高了,几、案也势必加高,这样就引起大多数家具向高型发展,而高型家具的发展又会对住室高度、器物尺寸、器物造型、装饰产生一系列影响。二是家具种类增多,以致可按使用功能分类。坐卧类家具有凳、椅、墩、床、榻等。凭倚承物类家具有几、案、桌等。贮藏类家具有柜、箱、笥等,架具类家具有衣架、巾架等,其他还有屏风等。
隋唐五代室内家具设计原理
1、造型特点:宽大厚重,显得浑圆丰满,具有博大的气势,稳定的感觉,都体现出盛唐时
代那种气势宏伟、富丽堂皇的风格特征。家具形式粗阔而厚重,简洁而理性。
2、装饰特点:崇尚富贵华丽,和谐悦目。如在桌案、床榻的腿足无不以细致的雕刻和彩绘
进行装饰。在月牙凳的两腿之间,坠以彩穂装饰,令人赏心悦目。
3、材料:唐代木料资源较为丰富,家具多选用硬木,高档家具选紫檀、红木、花梨、铁木、柏木等种类。中档家具选樟木、核桃木、槐木、黄檀、香椿、水曲柳。一般档次以柳木、榆木、橡木等用材为上好材。木材的材质要求致密、文顺,颜色浓艳,甚至有的木料带着香气。
4、结构特点:高型家具的形成时期,注重家具的纹理和腿脚结构,大凡卧具一般低矮适度,壶门空、牙板、横直拉杖、拖泥等搭配是较合理的。卯鞘结合已经很牢实,有上下贯通的,有穿插搭接的。缺点是常常座面离扶手的尺度较高。桌子下拉枨开始出现。
5、工艺技术:木材必须先把圆木锯成板材,正常的板材需经过两年的自然干燥时间。下料时先锯出腿和面的主要材料,其次是辅料搭配,再刨磨方正光滑成零件。然后进行卯鞘加工,卯为榫头,鞘为榫眼,然后将卯鞘勾连穿插搭接。最后进行家具表面处理,家具涂漆以研磨檫漆多遍,成光亮色泽为上等货。
隋唐:隋唐时期(581年—907年),为隋朝(581—618年)和唐朝(618—907年)两个朝代的合称,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是经历了五胡乱华和南北朝两个漫长时期后的两个大一统皇朝。在民族思想上比较开放。两朝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科技上达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隋唐两朝君主在治国政策上较为开明,也影响了周边诸国向中国朝贡、学习。
五代十国:(907年—96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这一称谓出自《新五代史》,是对五代(907年~960年)与十国(891年~979年)的合称。五代是指907年唐朝灭亡后依次更替的位于中原地区的五个政权,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960年,后周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篡后周建立北宋,五代结束。
唐宋建筑风格的区别
唐代建筑柱础矮平,柱身矮,举折平缓,斗拱尺度宏大,建筑出檐深远,整体造型舒展大气;宋代柱身加高,举折变陡,斗拱相对减小,补建铺作数量增加,屋顶组合多样化,装饰丰富多彩,雕刻也很精美,建筑呈现秀丽,精巧的特点。
延伸:
唐朝(618—907年)前期百余年全国统一和相对稳定的局面,为社会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到唐中叶开元、天宝年间达到极盛时期(图4-2-A)。虽“安史之乱”后开始衰落,但终唐之世,仍不愧为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高潮时期。建筑技术和艺术也有巨大发展和提高,主要特点有:
第一:规模宏大,规划严整。唐都城长安原是隋代规划兴建的,但唐继承后又加扩充,使之成为当时世界最宏大繁荣的城市。长安城的规划是我国古代都城中最为严整的(另详城市建设篇),它甚至影响到渤海国东京城,日本平成京(今奈良市)和后来的平安京(今京都市)。唐长安大明宫规模也很大,遗址范围即相当于清明故宫紫禁城总面积3倍多。其他府城、衙署等建筑的宏敞宽广,也为任何封建朝代所不及。
第二:建筑群处理愈趋成熟。隋唐时,不仅加强了城市总体规划,宫殿、陵墓等建筑也加强了突出主体建筑的空间组合,强调了纵轴方向的陪衬手法。这种手法正是明清宫殿、陵墓布局的渊源所自。
第三:木建筑解决了大面积,大体量的技术问题,并已定型化。大明宫麟德殿,面积5000平米,采用了面阔11间进深17间的柱网布置。定型化反映了施工管理水平的进步,加速了施工速度,对建筑设计也有促进作用。
第四:设计与施工水平的提高。掌握设计与施工的技术人员“都料”,专业技术熟练,专门从事公私房设计与现场指挥,并以此为生。
第五:砖石建筑有进一步发展。主要是佛塔采用砖石者增多。目前我国保留下来的唐塔均为砖石塔。
第六:建筑艺术加工的真实和成熟。唐代建筑风格特点是气魄宏伟,严整又开朗。现存木建筑物质反映了唐代建筑艺术加工和结构的统一,斗拱的结构、柱子的形象、梁的加工等都令人感到构件本身受力状态与形象之间内在的联系,达到了力与美的统一。而色调简洁明快,屋顶舒展平远,门窗朴实无华,给人庄重,大方的印象,这是在宋、元、明、清建筑上不易找到的特色。
宋朝建筑
北正定隆兴寺是现存宋朝佛寺建筑总体布局的一个重要实例,山门内一长方形院子,钟楼、鼓楼分列左右,中间大觉六师殿已毁,但尚存遗址。北进为摩尼殿,有左右配殿,构成另一个纵长形的院落,再向北进入第二道门内,就是主要建筑佛香阁和其前西侧的转轮藏殿和慈氏阁,其与其他次要的楼、阁、殿、亭等所构成的形式瑰伟的空间组合,也是整个佛寺建筑群的高潮。还有一座弥陀殿位于寺后。佛香阁和弥陀殿都是采用三殿并列的制度。全寺建筑依着中轴线作纵深布置,自外而内,殿宇重叠、院落互变、高低错落、主次分明。
佛香阁现高约33米、三层、歇山顶,上两层皆为重檐,并有平坐。重建于1940年左右。阁内所供四十二手观音像,高24米,为北宋开宝四年(971)建阁时所铸,为中国现今留存的最大的铜像。转轮藏殿与慈氏阁都为二层,重檐歇山顶。大小相同,但结构各异。寺内其余配殿都是单层。这种以高阁为全寺中心的布局方法,反映了唐中叶以后供奉高大的佛像而使主要建筑不得不向多层发展、陪衬的次要建筑也随之增高的特点。摩尼殿建于北宋皇佑四年(1052),殿基近方形,四面正中各出抱厦。殿身厚墙围绕,仅抱厦正面开门窗。此殿外观别致,重檐歇山顶,抱厦为歇山顶而以山面向前,与传世的宋代绘画极类似。
河北蓟县独乐寺重建于辽统和二年(984),现存的山门和观音阁都是辽代原物,原来两者之间有回廊环绕,现不存在。山门面阔三间,单檐庑殿顶。台基低矮,斗栱雄大,出檐深远,内部不用天花,斗栱、梁、檩等构件显露可见,装饰效果显著。观音阁、三层高,但外观仅为两层,中间是暗层,阁中置一座高16米的辽塑十一面观音像,是现存中国古代最大的塑像,该像直通三层,阁内有一空井以容纳像身。阁的上下两层间的暗层就是平坐结构和下层屋檐所占的空间。上下各层的柱子不直接贯通,而是上层柱插在下层柱头斗栱上的“叉柱造”。上下两层空井的形状不同,有助于防止空井的构架变形,加强了整个阁结构的刚性,而空井又是容纳佛像的空间,做到了结构与功能的统一。另外,还利用下昂和华栱出挑相等而高度不同的特点来调整屋顶坡度,这是唐以来单层与多层建筑常用的方法。阁的外形兼有唐朝雄健和宋朝柔和的特色,是辽代建筑的一个重要实例。
留存至今的还有山西大同的华严寺和善化寺,也都是辽、金建筑的重要作品。华严寺现分上、下寺,其中上寺的大殿重建于金天眷三年(1140),是至今已发现的古代单檐木建筑中体型最大的一座,下寺的薄伽教藏殿建于辽重熙七年(1038),内部沿墙排列藏经的壁橱三十八间,仿重楼式样,分上下二层,在后窗处中断而做成天宫楼阁五间,飞越窗上,以环桥与左右橱相连接,忠实地反映了辽代建筑的风格,也是辽代小木作的重要遗物。而大殿的柱网平面和“金厢斗底槽”的形式相近似,内外柱同高,其上用明袱、草袱两套屋架,与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相类似,可以证明辽代建筑直接继承唐代建筑的风格。善化寺大雄宝殿建于辽,普贤阁、三圣殿和山门则是金代遗物。该寺殿宇高大、院落开阔,为现存辽金佛寺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同时这些建筑的平面、结构、造型各具特点,是研究辽、金建筑嬗递变化的重要资料。
宋代建筑的总体布局和唐朝不同,它是沿着轴线排列成若干四合院的组群布局,加强了纵深发展,如正定隆兴寺。另外一些组群的主要建筑已不是由纵深的二、三座殿阁所组成,而是四周以较低的建筑,拥簇中央高耸的殿阁,成为一个整体,如宋画《明皇避暑图》、《滕王阁图》和《黄鹤楼图》都是如此。这时四合院的回廊已不在转角处加建亭阁,而在中轴部分的左右建造若干高低错落的楼阁亭台,使整个组群的形象不陷于单调。此外,与纵深布局相结合,在主要殿堂的左右往往以挟屋与配殿烘托中央主体建筑的重要性。从这些资料中还可以看到组群的每一座建筑物的位置、大小、高低与平坐、腰檐、屋顶等所组合的轮廓及各部分的相互关系都经过精心处理,并且善于利用地形,饶有园林趣味。其他资料:http://blog.sina.com.cn/s/blog_6e0223660102v2sg.html
唐宋建筑风格的区别是什么?
唐朝建筑风格
木建筑解决了大面积,大体量的技术问题,并已定型化。大明宫麟德殿,面积5000平米,采用了面阔11间进深17间的柱网布置。定型化反映了施工管理水平的进步,加速了施工速度,对建筑设计也有促进作用。
唐式古建筑风格特点为,气魄宏伟,严整开朗。建筑发展到了一个成熟的时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建筑体系。它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形体俊美,庄重大方,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巧,舒展而不张扬,古朴却富有活力,正是当时时代精神的完美体现。
唐代建筑柱础矮平,柱身矮,举折平缓,斗拱尺度宏大,建筑出檐深远,整体造型舒展大。
宋代兼职风格
建筑组合方面,在总平面上加强了进深方向的空间层次,以便衬托出主体建筑。正定隆兴寺和石刻汾阴后土祠图都说明了这一点。这时期在建筑艺术方面,从群体组合到个体建筑,造型都有许多新的变化。群体不仅纵深加大,而且注意前导空间的处理和建筑与环境的结合。个体建筑平面形式多样,屋顶组合穿插错落,立体轮廓丰富多彩。同时配以多种类型的彩画,多种手法的雕饰,多种造型的门窗装修,共同形成了柔和、工巧、秀丽的建筑风格。
宋式古建筑特点,从隋唐到宋元时期,中国的古建筑发展到了鼎盛的时期,无论是建筑规模,建筑种类,还是建筑装饰,都有了质的飞越。整体屋檐有明显下湾曲线,脊端屋顶屋檐上翘比较大。
宋代柱身加高,举折变陡,斗拱相对减小,补建铺作数量增加,屋顶组合多样化,装饰丰富多彩,雕刻也很精美,建筑呈现秀丽,精巧的特点。
体现在四角飞檐翘起,或扑朔欲飞,或者立欲飘,让建筑物(包括塔、楼)的沉重感显得轻松,让凝固显得欲动。若“大气”产生于理,则“生气”产生于情。情越浓,艺术性越强。中国传统建筑造型的艺术性是任何其它民族不能比拟的。而西方传统建筑的艺术性不在建筑物本身,而在其附着的雕塑或绘画——观赏艺术,无法给建筑物自身带来生气。
体现在大门、大窗、大进深、大屋檐,给人以舒展的感觉。大屋檐下形成的半封闭的空间,既遮阳避雨,起庇护作用,又视野开阔,直通大自然。大气,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天人合一”的思想。
体现在琉璃材料的使用。它寿命长,颜色鲜艳,在阳光下耀眼夺目,在各种环境中富丽堂皇。其较高的成本,象征着财富和地位。
唐朝的建筑装饰风格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建筑体系的成熟时期。隋朝建造了规划严整的大兴城,开凿了南北大运河,修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敞肩券大石桥——安济桥。唐朝的城市布局和建筑风格规模宏大,气魄雄浑。其长安城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继续经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建筑材料方面,砖的应用逐步增多,砖墓、砖塔的数量增加;琉璃的烧制比南北朝进步,使用范围也更为广泛。
在建筑技术方面,也取得很大进展,木构架的作法已经相当正确地运用了材料性能,出现了以“材”为木构架设计的标准,从而使构件的比例形式逐步趋向定型化,并出现了专门掌握绳墨绘制图样和施工的都料匠。建筑与雕刻装饰进一步融化、提高,创造出了统一和谐的风格。唐朝的住宅,根据主人不同的等级,其门厅的大小、间数、架数以及装饰、色彩等都有严格的规定,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
这一时期遗存下来的殿堂、陵墓、石窟、塔、桥及城市宫殿的遗址,无论布局或造型都具有较高的艺术和技术水平,雕塑和壁画尤为精美,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建筑的高峰。我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的实物仅有唐代的五台山南禅寺和佛光寺部分建筑。其建筑特点是,单体建筑的屋顶坡度平缓,出檐深远,斗拱比例较大,柱子较粗壮,多用板门和直柩窗,风格庄重朴实。
秦汉,唐宋,明清,室内陈设设计风格有何不同,急用
中国室内陈设唐和宋之间应该划出一条明显的界限。内容较多,字数限制只能说个大概了。
《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P238-P258专门介绍秦汉时室内陈设:家具内型包括箱柜类家具,座榻类家具,几案类家具,寝具,屏障类家具和杂类器具。(秦汉人喜欢坐在榻上,榻可以坐,也可以睡觉,榻和今天的茶几差不多高。又秦汉人特别注重建筑的风水,甚至高过了建筑本身的实用价值。又秦汉时建房一般都一厅二室,不和其他的房连接在一起修建。)
进入汉朝时期,整个汉朝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到第一个鼎盛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使建筑,工艺家具产生显著进步,汉朝家具工艺有了长足的发展。,汉朝除了大规模建造宫殿,坛庙,陵墓外,贵族官僚的苑囿私园也出现,它们的兴建兴起共同推动了家具的发展。既是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又一个繁荣期,也是我国低型家具大发展的时期。在继承战国漆饰的基础上,漆木家具进入全盛时期,不仅数量大、种类多,而且装饰工艺也有较大的发展。汉代漆木家具杰出的装饰,使得汉代漆木家具光亮照人,精美绝伦。此外,还有各种玉制家具、竹制家具和陶质家具等,并形成了供席地起居完整组合形式的家具系列。那时,人们席地而坐,所用的家具一般为低矮型,如:席子、漆案、漆几等。随用随置,并没有固定的位置。可视为中国低矮型家具的代表时期。这一时期家具的主要特点是: (1)大多数家具均较低矮。(2)始见由低矮型向高型演时的端倪。(3)出现软垫。 (4)制作家具的材料较为广泛。具体来说,秦汉时期室内陈设格局风格和家具的设计,制作,用材的特点有:
1 以床塌为中心的起居形式
住宅内各种房间的基本功能与家具的陈设格局,我们在许多汉代的住宅建筑明器、墓室壁画和画像石上都能够看到。从许多住宅明器上的板门、交棂窗、窗内的帷幕、院中的晒衣木架,及墓室壁画和画像石上有描绘住宅内生活的场景,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住宅室内的功能与家具陈设。
大约东汉后期,随着对西域各国的频繁交流,北方少数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地区,打破了各国间相对隔绝的状态,胡床逐由西城输入,渐受欢迎。所谓胡床,就是可张可合,携带便捷,可以折叠的马扎。以后被发展成可折叠马扎、交椅等,更为重要的是为后来人们的"垂足而坐"奠定了基础。《益都耆旧传》中有"锯胡床,垂足而坐"之说。据《太平御览》记载:"灵帝好胡床。"
床与榻在功能和形式上有所不同,床略高于榻,宽于榻,可坐可卧;榻则低于床,窄于床,有独坐和两人坐等。秦汉时仅供坐用,后衍化演变成可坐可躺。刘熙«释名,释床,帐»说:"人所坐卧曰床装也,所以自装卸也。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小者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
床榻在秦汉时期得到很大发展,床开始向高型发展。«益都耆旧传»中说:"刺史每自坐高床,为从事设单席于地。"
榻也有大者。《三国吴志鲁肃传》载:“周瑜荐肃与孙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乃独引肃还,合榻对引密议天下事”。
从秦汉时期的壁画,画像砖,画像石,漆画,帛画,雕塑,板刻中可以推断,床榻是当时使用最多的家具之一。
《后汉书徐稚传》:“陈蕃为太守,不接宾客,唯(徐)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河北望都汉墓壁画中“主记史”和“主簿”各坐一榻。两榻形制,尺寸基本接近。腿间有弧形券口牙板曲线,榻面铺有席垫。
陕西绥德大瓜梁汉墓出土的石刻门楣,主要端坐小榻,前有人跪拜。江苏徐州洪楼村和茅村汉墓画像石上,都有一人独坐榻上,徐州十里铺东汉墓画像石中,有三人跪拜,一人端坐榻上的刻画。河南郸城出土的汉榻为长方形,四腿,长875毫米,宽720毫米,高190毫米,腿足横断面是矩尺形,腿间也有弧形曲线。榻面刻有隶书:“汉故博士常山大傅王君坐榻”。
床榻兴起盛行,对其装饰也悄然升温。《释名》载:“帐,张也,张旋于床上也”。可见,秦汉床上始施以床帐,冬设幔帐避暑,夏施蚊帐避蝇。
秦汉时期的屏风常与床榻配合使用。侧有屏风,烘托有序,配合建筑隔断,起挡风,屏蔽,分割,美化室内空间的作用,而构安静,稳定的空间区域氛围和效果。 榻屏是屏与榻相结合的新品种,标志汉代新兴家具的诞生。东汉李尤有一首《屏风铭》:“舍则潜避,用则设张,立则端直,处必廉方,雾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非常。“简短数句,描述了当时屏风的状态。
从汉代铜镜的装饰图形中看出汉代的屏风多为两面形和三面型。(《西京杂记》里记载有:”......云母屏风,琉璃屏风,列宝帐于桂宫,时人谓之四宝宫。”)中的侧宝屏风”等。
唐时期的室内陈设,和今天电视上看到的日本传统生活方式几乎是一样的,唐人会客喜欢直接跪在地板上,有唐人会客饭前饮茶,饭后饮酒,如果不是吃饭时间,只会给水果或点心,不会给茶的。
《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P177-P231专讲唐人建筑与室内陈设。因隋唐时的坊市制度,因而,隋唐与汉不同,唐人都热衷于建四合院,且喜欢采用中轴线和左右对称分布。唐人建房迷信的同时,还注重养身,例如:“何为安处,曰非华堂邃宇,重茵广榻之谓也。在乎南向而坐,东首而寝,阴阳适中,明暗相半。”
唐人家具有很多,富人和穷人是不一样的。重要的有:帘,帷,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遮蔽物,屏风。地上有地衣,茵褥装饰地板(估计这样跪下来才不会那么疼)。室内有绳床(可以躺下来得那种靠背椅),椅子。灯烛(唐人特别看重这玩意,社会上喜欢用蜡烛炫富。)其他的井栏,药臼,食柜,水槽,釜铛,盆瓮等基本都家家具备。还有特备重要的是几案,唐人都喜欢跪在几案前,几案有大有下,有贵有贱,用途也大不相同。
隋唐家具仍分七大类,即坐具、卧具、承具、凭具、庋具、屏具和架具。
图11三彩陶塌(西安唐墓)2独坐小榻(墩煌)3四出头官帽椅(敦煌)4圈椅(杨耀据唐《宫中图》复原)5三彩钱柜(西安唐墓)6椅(西安唐墓壁画)7圈椅(唐《纨扇仕女图》)8纨扇仕女图(月样杌子)9方凳(卫贤《高士图》)10长桌及长凳(墓高窟第473窟壁画)11屏风、案、桌、扶手椅(五代王齐翰《勘书图》)12方桌(墓高窟第85窟壁画)13住宅内的床(墓高窟第217窟壁画)14桌、靠背椅、凹形床(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
坐具
隋唐五代坐具十分丰富,并出现不少新品种。隋唐是席地坐与垂足坐并存的时代,继续发展的坐具和新出现的坐具主要是为了适应垂足,如凳类、筌蹄、胡床、榻以及椅类等。
凳类坐具如四腿八挓小凳,见于敦煌壁画。方凳见于章怀太子墓壁画和五代卫贤高士图。敦煌唐代壁画嫁娶图还绘有宽体条形坐凳,供多人同坐。还有一种圆凳,圆形坐面,下有凳腿,为西安西郊唐墓出土的彩陶说明唱俑所坐。这时新出现一种平面呈半圆形称为“月样杌子”的垂足坐具,在唐画如《纨扇仕女图》、《调琴啜茗图》、《宫中图》和《捣练图》上皆可见到(图2)。
筌蹄用竹藤编制,圆形,在南北朝时已出现在佛教活动中,隋唐流行于上层家庭。西安王家坟唐墓出土一件三彩持镜俑就坐在这样的筌蹄上,作腰鼓状,上下端及腰部都有绳状纹。筌蹄至五代演变为各式绣墩(图3)。
胡床即马扎,在隋唐继续流行。众多出土模型和壁画显示,隋唐的独坐式小榻多为壸门式。还有一种可坐多人的长榻,唐代称“长连床”,如敦煌莫高窟第196窟所绘二僧共坐一榻即是。
在两晋南北朝时已透露出若干消息的椅子,至迟在唐代中晚期已经流行。当时多称“绳床”,特别为僧尼修禅讲经所必备。白居易诗云:“坐倚绳床闲自念,前生应是一诗僧。”李白诗也说:“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这种可坐可倚的坐具实际就是椅子。稍晚在五代顾阂中《韩熙载夜宴图》中有靠背椅。《旧唐书.穆宗本记》载:“长庆二年十二月辛卯,上见群臣于紫宸殿,御大绳床。”此种皇帝专用的大尺度绳床,可能就是宝座。
圈椅出现于中晚唐,造型古拙,可从《纵扇仕女图》、《宫中图》中见到。
卧具
隋唐卧具仍以床和炕为主。
四腿床是一般的床式,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一件,长2900毫米、宽1000毫米,高500毫米,用当地红柳制成,上铺柳条。敦煌唐代经卷本着色佛传图(藏大英博物馆)描写病者与死者灵魂升天情景,上绘一四腿床,与新疆出土的木床一样。
壸门床为高级床,是隋唐家具的代表类型。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壁画绘徐侍郎夫妇共坐在一张壸门床上。床后立屏,两侧侍女侍立,床前有直栅足杌,二人倚斑丝隐囊,观看杂戏舞蹈。其壸门空朗,上部曲线作小连弧形,连接两侧陡泻的弧线,弯转有力。床框厚实,下部托泥轻巧,造型很有韵味。壸门床至唐代更为成熟,壸门曲线简洁有力,整体造型更趋匀称舒展。莫高窟唐第217窟得医图,绘一贵妇坐于壸门床上,旁立侍女抱幼婴等待医士诊病。敦煌着色佛传图上绘有摩耶夫人夜梦佛乘象入胎,夫人即卧于壸门床上。壸门床面积很大,占据室内很大空间,生活活动都在床上进行。《唐书.同昌公主传》载:“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制水晶,火齐、琉璃、玳帽等床,悉支以金龟银堑。”《隋唐佳话》:“太宗中夜闻告侯君集反,起绕床而步,亟命召之,以出其不意。”使用的都应是壸门床。
黄河以北,冬季寒冷,东北犹甚,多不用床而用炕。《旧唐书.高丽传》载:“冬月皆作长坑,下燃温火以取暖。”记载虽短,却具有普遍意义。炕燃煤或禾,既取暖又用以炊事。
承具
隋唐承具处于高、低型交替并存时期。低型承具继承两汉南北朝已臻成熟的案、几。高型如高桌、高案,处于产生和完善的过程中,数量尚不多。
低型承具供席地坐时用,较低,约高350~500毫米,隋唐时仍广泛使用,如低案、翘头低案等(图4)。
高型承具为垂足坐或站立时所用,较高,约650~880毫米,隋唐时有所创造和发展,新品种如桌类,同椅类家具一样,对以后造成很大的影响。
莫高窟晚唐第85窟壁画楞伽经变绘有两张方桌,结构形式相同,均为方形桌面,四隅各一腿,直接落地,腿间无牚,造型简朴,没有任何装饰,注重功能。从图中屠师和狗的比例来看,桌高约800毫米,是迄今最早的方桌形象。
敦煌唐代壁画弥勒下生经变嫁娶场面常绘有宴饮情状:帷幄中置一条形桌,四面垂帷,桌上布陈杯盘匙筷,男女分坐左右,从所绘尺度,桌长约2500~3200毫米。此桌与条凳共用,已为垂足坐式,为高型长桌,但因有桌幄腿部结构不得见。但有的壁画所绘长桌结构十分清楚,桌下立四条直腿,腿间无牚,其简朴情况与壁画所绘方桌一样。唐代尚无“桌”字,当时可能称为“台盘”。唐贞元十三年《济读庙北海坛祭器碑》记云:“油画台盘二.一方五尺,一方八尺。素小台盘一。”唐尺一尺约合300毫米,则上述之桌一为1500毫米、一为2400毫米,似指长度,应属长桌。
莫高窟盛唐第103窟维摩诘经变绘维摩诘坐在拔高的带斗帐和围屏的壸门小榻上,手持麈尾,倚弧形凭几。榻前置一几颇高,为与低型几案区别,姑且名曰高几。此高几画得相当仔细,几面由四块木板拼成,上绘清晰的褐色木纹,两端安翘头。几两侧曲形栅足上曲下直,排列较密,下有贴地横柑。此图形象说明几案是随坐具的加高而加高的。唐代高几国内尚无实物,但日本奈良正仓院收藏了一件相当于唐代的高几,与敦煌莫高窟第103窟不同的是直形栅足,不排除是遣唐僧从中国携归之物。
传世绘画《宫乐图》绘出唐时宫庭宴乐场面,当中置一壸门大案,两侧各有两位妇女坐在月样杌子上,还各有两个空置的月样杌。案面长方,漆成方格网状,有大边和抹头,转角为委角,饰以铜角花。案正面有壸门三洞,从人数看侧面应有六洞,近地处有交圈的托泥。在受力构件上作出壸门曲线,说明受力构件与牙板尚未分离。因是宫中使用之物,造型和漆饰颇富丽豪华。传唐阎立本《北齐校书图》的壸门大榻,与此大案结构、造型相近。
壸门大案从东汉和南北朝的坐榻及床演变而来,在唐代发展成熟。从绘画及壁画可知,带有壸门的家具在唐代使用很广,不仅用在承具如大案、小案、双层案上,也用于坐具与皮具,五代仍有延续,至宋则为新的、更简便和省工省料的梁柱结构所代替。
凭具
隋唐凭具沿习两汉南北朝,有直形凭几、弧形凭几和隐囊。
河南安阳隋张盛墓出土有直形凭几模型,几身截面梯形,腿和底村连成一体呈“山”字形,并在中部饰两道弦纹。日本正仓院所藏唐代凭几造型与此大体相类。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一件木质凭几(考古报告误为琴几),上绘漆画,是目前为止国内仅有的隋唐凭几实物。几面一字形,两端抹成弧状,木胎加彩漆绘并嵌螺锢,面上界分为七块,两端漆饰已脱落,中央五块尚清楚可辨,绘团花、折枝花和腾飞小鸟。双腿中部较细,上下两端扩大为方形,腿下有底村。底村两端抹圆,与日本正仓院所藏唐代凭几造型几乎全同。
弧形凭几产生于东汉末,多流行于长江下游,隋唐仍在使用,但已近尾声。河南隋代张盛墓出土一件陶质弧形凭几模型,弧形扶手截面梯形,三曲足为兽腿。山西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唐开元七年(719)石雕天尊像,右手执扇和拂尘,左手扶曲形凭几,几腿为弧鹄,可见其使用情况。敦煌莫高窟初唐203窟壁画维摩诘图,维摩诘坐于壸门式小榻上,上覆斗帐,右手执麈尾,前置弧形凭几,几腿亦为兽腿形。
隐囊即巨形靠枕,隋唐上承南北朝“斑丝隐囊”,无大变化。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壁画绘有墓主徐侍郎夫妇坐于壸门式床上,其妇身后即倚靠一件隐囊,其体量、造型都与唐孙位《高逸图》一样。《高逸图》绘山涛、王戎、刘伶、阮籍四人。山、阮都倚着隐囊。王维(酬张諲)诗也提到隐囊:“不逐城东游侠儿,隐囊纱帽坐弹棋。”普通百姓使用的隐囊比较简单,称“布囊”。《续玄怪录》卷四云:“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布囊坐于阶上,向月检书。”
(扶风法门寺出土的唐代银案)
庋具
南方庋具多用竹材,如笥、橱、箱、笼;北方多用木材,如箱、柜、匣、椟。因选材不同,加工工艺也不一样,造型也有差异。
唐代箱有木质、竹质、皮质三种,且有长方形和方形盝顶之别。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的八重宝函(银箱),外几重皆为盝顶式(图5)。
苟以竹或萑苇为之,是用以盛衣物、书画、饭食的矩形盛器。《大唐新语》卷四谓:“则天朝,恒州鹿泉寺僧净满有高行,众僧嫉之。乃密画女人居高楼,净满引弓射之状,藏于经筒,令其弟子诣阙告之。”《隋唐嘉话》记虞世南曰:“昔任彦升善谈经籍,时称为五经筒。”
隋唐的柜多为木制,以板作柜体,多横向放置,外设柜架以承托,有衣柜、书柜、钱柜等不同称谓。柜与箱、匣的不同在于体积较大。《开河记》云:“大业中,诏开汴渠。开河都护麻叔谋好食小儿。……城市、村坊之民有小儿者,置木柜,铁裹其缝,每夜置子于柜中,锁子。全家秉烛围守。”《朝野佥载》与《酉阳杂俎》都记有柜中藏人的类似故事。
书柜也称“文集柜”。白居易《题文集柜》诗曰:“破柏作书柜,柜牢柏复坚。收贮谁家集?题云白乐天。……自开自锁闭,置于书帷前。”有的书柜用珠宝玉石装满,《杜阳杂编》曰:“武宗皇帝会昌元年渤海责玛瑙柜,方三尺,深色如茜,所制工巧无比。用置神仙之书,置之帐侧。”唐尺有大、小尺之分,据《唐六典》,日常用尺为大尺,一尺约合296毫米,三尺方柜长宽各约890毫米。
文献中也有关于钱柜的记载。《唐书》记:“王伾茸无大志,唯务金帛宝玩。为大柜,上开一孔,使足以受物。夫妻寝止其上。”能容两人睡卧其上,可见甚大。“上开一孔”就是在柜的上面开投放钱币的小孔。西安王家坟唐墓出土一件三彩釉的钱柜,由六块板组成。两侧板略高了柜面,两端有三角形翘起为饰。上板前沿中间设一小门,靠里端开有一个足可以投抛钱币的一字孔。小门可以抽开,门板侧面钉钮头锅。前面立板也钉钮头,可以锁住。柜架于四角呈矩尺形的柜托上,悬空防潮,不使钱币锈蚀。在柜体和托架上都有帽钉状凸起装饰。柜体正面设两个圆形兽面,柜体两侧也各设一个,除装饰外,似乎还示意辟邪(图6)。
橱也供贮食藏物,一般为竖向,并常设抽屉。《癸辛杂识》曰:“昔李仁甫为长编,作木橱十枚,每橱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云仙杂记》:“许芝有妙墨八橱,巢贼乱,瘗于善和里第。事平取之,墨已不见,惟石莲匣存”,是藏墨之橱。《广舆记》:“庾易,……长中袁录慕其风,赠以鹿角,书格,蚌盘,牙笔,易将连理几竹书格报之。”此云“书格”,即书橱。
具
隋唐屏具有座屏、折屏两种,不仅挡风,还能分隔空间,衬托主体。在屏风上作画题字更可衬托气氛。
隋唐已大量用纸,屏风扇一改过去在实板上作画的做法,而以纵横木梃形成田字框架,在两面糊纸,再在纸上作画题字,正如白居易《素民间谣》所云:“尔今木为骨兮纸为面”。迅速发展中的隋唐山水、花鸟画,自然会用之于屏风,于是,张藻松石、边鸾花鸟都成了屏风画的热门,与汉晋南北朝屏风画的人物故事和或纯装饰的漆屏不同。
折屏无下座,由多数扇组成,互成夹角立于地上。屏扇都取双数,盛唐后多为六扇,即所谓“六曲屏风”,李贺诗云“周回六曲抱银兰”。扇与扇之间用丝绳或称为“屈戍”、“屈膝”、“交关”等(即今所称“折铁”、“合页”或“搭钩”)的金属件相连。唐墓壁画和日本正仓院所存“羽毛篆书屏风”、“羽毛文书屏风”、“羽毛少女屏风”及“唐草夹撷屏风”等实物,都是唐代六曲屏风。折屏一般较矮,约高1200~1650毫米,先用较宽的木条作出四个边框,框中用木格做成日、目或田字格,再于其上糊纸、绢、纱或夹缬织物,或单面或双面。
座屏以下有底座,不折叠,与折屏有别,因需空面居中,故扇数多为奇数。《唐书.魏征传》云:“征上疏有言疏奏。帝曰:‘联今闻过矣,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通典》:“太宗疏督守之名于屏,俯仰视焉,其人善恶必书其下,州郡无不率理。”《唐书旧记》:“元和四年秋……,御制前代君臣事迹十四篇,书于屏。”这些大多是座屏。莫高窟盛唐第217窟壁画得医图和第172窟壁画净土变都有座屏,前者为独扇独幅屏芯,后者为独扇三幅
架具
隋唐架具有衣架和书架。
隋唐衣架基本形象是高植两腿,中连以赏,上方有长形搭脑承架衣服,或木或竹。唐贞元十三年《济读庙北海坛祭器碑》有谓:“竹衣架四,木衣架三。”沈铨期诗云:“朝霞散彩羞衣架,晚镜分光劣镜台。”五代《韩熙载夜宴图》中也绘有衣架。
书架大致是四腿落地,中连数层搁板,上存书籍、书卷。白居易《书香山寺》诗云:“家酲满缸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唐.杨烱《卧读书架赋》云:“两足山立,双钩月生。从绳运斤,义且得于方正。量枘制凿,术乃取于纵横。功因期于学术,业可究于经明。不劳于手,无费于目。开卷则气杂香芸,挂编则色连翠竹。”唐代书架的形象见于山西高平海华寺壁画,修行的草庐内有一个书架,四腿落地,中横搁板,上搁书卷和僧人日用什物,下为壶门立板,类似以后的博古架。
二家具的装饰
大体有出木类和漆饰、镶嵌等类,有淡雅和富丽两种不同取向。
出木类即在木面饰以桐油,或索性白茬,朴素无华,多为平民施用,士大夫追求返朴归真,也常用此,称“素几杖”,白居易《素屏谣》曾有描写。“素几杖”也包括单一色漆。
唐代家具漆饰继承两汉南北朝,又吸收各族及异域文化,从而形成开朗、豪迈、富丽的风格。其花纹前期以忍冬纹、折枝花和鸟纹为主,还有联珠纹、双兽纹。后期为之一变,忍冬纹很少见而流行团花和缠枝花等花鸟图案。唐代漆饰手法则有彩绘、螺嵌、平脱、密陀僧绘等,并新创了雕漆工艺。
金银平脱是从汉代贴金银片发展而来,做法是用极薄的金银片剪成图案,贴于器上,然后涂二三层漆,经研磨使金银片显露,成为闪光的纹饰。金银平脱是唐代工匠的创造,盛行一时,成为帝王享用的高级器物。《酉阳杂俎》曾记曰:“安禄山恩宠莫比,赐赍无数,其所赐品目有:金平脱犀头匙筋、金银平脱隔馄饨盘、平脱着足叠子、银平脱破觚、银平脱食台盘。又贵妃赐禄山金平脱装具、玉合、金平脱铁面碗。”
螺锢应用于漆木器,在唐代有很大发展,有的在螺锢上加浅刻,增加表现层次。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一件嵌螺锢木双陆局,长28厘米、高7.8厘米,曲尺形腿,腿间开壶门光洞,下有托泥。盘两长边中间为月牙形城,左右各有六个螺锢花眼。盘中间有纵、横格线各两条,围成画面,上嵌云头、折枝花和飞鸟螺锢,总体与日本正仓院藏双陆局相似。
雕漆是唐代新创的装饰技法,是在木胎上先平涂薄漆数十道,再雕刻漆层成形。战国有类似做法,但是先在木胎上雕刻成形,然后上漆,与唐代不同。
彩绘是漆饰的主要技法,为历代普遍使用,唐代亦然。唐代家具上的彩绘可从传世唐画如《宫中图》、《宫乐图》、《纨扇仕女图》、《捣练图》上的壸门大案、月样杌子和圈椅等家具上看到。
到宋代,以汉人为主的社会,就和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那种古人的生活方式基本一样的了,高屋建瓴,立式家具,桌子,椅子,凳子。
《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P157-P200专讲宋代建筑和室内陈设,宋代首先是梁柱式框架结构取代了隋唐史的箱型壶门结构。宋代家具有:被褥和幄(相当于现代在床四周支起来的罩子),枕席(枕头),席子,灯和蜡烛,扇子,镜子,唾壶,溺器,暖水瓶,暖足器,各种香(熏香),扫帚,地衣等等。
又宋及以后的朝代家具都有专书例如: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0年 邵晓峰著《中国宋代家具》。
唐宋元三代时期的绘画风格
唐代:
唐朝绘画不仅名家辈出,而且在题材内容、作画技法方面都有很大进步。
初唐绘画,以宗教佛像和贵族人物画为主。名家有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等,现存的《太宗步辇图》和《历代帝王图》就是阎立本的杰作。
盛唐以后,随着庶族地主经济的发展,题材大大开阔,画法也有新的创造,人物画开始以世俗生活为内容,山水画也日益兴盛起来。最有成就的画家是吴道玄(又名吴道子),他是画工出身,对人物画和山水画都有很高的造诣,有“画圣”之称,现存的《送子天王图》,据说就是他的作品。在画法技巧上,吴道玄在传统的兰叶描和西域的铁线描之外,创造出一种莼菜条的笔法。他还发展了梁朝张僧繇用的晕染法(即凹凸法),于焦墨痕中,别施彩色,微分深浅,使画富有立体感。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以画金碧山水著名,设色绚丽,描绘工细,景物逼真,是山水画北派之祖。诗人王维首创水墨山水画,他的山水画精炼、淡雅,富有诗意,为山水画南派之祖,对后世影响很大。
宋代:
中国绘画在宋朝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成熟阶段,此后的中国画一直在它的光环下发展完善,并继承它的衣钵,不愧为中国绘画的黄金时代。
由于宋是篡取后周的柴姓政权,心怀忐忑的皇家极力压制武功,倡导文吏治国,各个部门包括军队都以文官任要职。但是北方各个少主民族不断南扰,外战屡败。这种不完全统一极大的压制了宋的生存空间,不得已它只能在自己内部求发展,于是一种文雅细致之风蔓延,内部商业手工艺迅猛发展,经济社会繁荣富足。这种特色也在绘画中体现出来。同时经济的发展,手工业水平的提高也为绘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于是“洛阳纸贵”,连文房中的墨的制作也抛弃了传统的木制炭烧而采用石油替代。
人物绘画在宋也形成了高峰,特别是风俗画。李公麟的白描人物继承发扬的“草衣出水,吴带当风”的特点,他尤精擅画鞍马,常观察群马生活,求其变化,下笔形神兼备。代表作《五马图》。而张泽端把人物画中的历史风俗画发展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境地。他的《清明上河图》被称为“国画”,不仅人物布局合理,丝丝入扣,人物刻画细致入微。五行八作特点鲜明,把一座北宋汴京的经济状况一一展现,不仅是在艺术上,更是在史料上堪称“绝品”。
南宋由于国破的痛楚,一些院体画家有了一定的改革,把自己内心的世界倾注于笔尖,他们注重秀美的山水画形象,但是画间流露着些许萧瑟和痛楚。刘松年、李唐、马远和夏圭并称南宋四家,是这个时期的代表,特别是马、夏,改革了山水的构图程式,创出了边角构图布局,故称之“马一角,夏半边”。
纵观这个时期的绘画题材丰富多样,绘画分科变细,佛道、人物、山水、花鸟、走兽、界画各自有长足的发展,画家各有专长,分工变细。在形式上也有多样性,巨幅壁画,髙屏大帷,长卷立轴,册页小样种类繁多。民间绘画、宫廷绘画、士大夫绘画各成体系,彼此影响着,吸收着,渗透着构成了宋代绘画丰富多彩的黄金时代。
元代:
元代对外文化交流空前繁荣,在对外征服战争中,蒙古贵族接触到许多宗教,如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蒙古统治者对各种宗教均采取包容的态度。此外,元代西域文人的华化艺术也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宝库。
元代绘画中,文人画占据画坛主流。因元代未设画院,除少数专业画家直接服务于宫廷外,大都是身居高位的士大夫画家和在野的文人画家。他们的创作比较自由,多表现自身的生活环境、情趣和理想。山水、枯木、竹石、梅兰等题材大量出现,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人物画减少。作品强调文学性和笔墨韵味,重视以书法用笔入画和诗、书、画的三结合。在创作思想上继承北宋末年文同、苏轼、米芾等人的文人画理论,提倡遗貌求神,以简逸为上,追求古意和士气,重视主观意兴的抒发。与宋代院体画的刻意求工、注重形似大相径庭,形成鲜明的时代风貌,也有力地推动了后世文人画的蓬勃发展。在元代短短90余年内,画坛名家辈出,其中以赵孟□、钱选、李□、高克恭、王渊等和号称元四家的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最负盛名。
唐代家具的家具特点
造型特点:宽大厚重,浑圆丰满
唐代家具在造型上独具一格,大都是宽大厚重,显得浑圆丰满,具有博大的气势,稳定的感觉。高元珪的座椅,四脚粗大,牢牢地钉在地上,安定牢固;六尊者的禅椅,经桌,更是宽大庄重,周身雕以花饰,极为精美。另外如箱式床榻,高大的立屏,板式腿的大案等,都体现出胜唐时代那种气势宏伟,富丽堂皇的风格特征。
装饰特点:富贵华丽,和谐悦目
唐代家具在装饰上崇尚富贵华丽,和谐悦目。如在月牙凳的小小凳腿上,在桌案、床榻的腿足……无不以细致的雕刻和彩绘进行装饰。在月牙凳的两腿之间,坠以彩穗装饰,令人赏心悦目,真可谓无处不精细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所创制的月牙凳,腿部作大的弧线弯曲,配以精雕的花纹,华美的彩穗,以及编织的坐垫等等,既美观又舒适,与体态丰腴的贵族妇女形象浑为一体,风格情调极为谐和。
秦汉,唐宋,明清,室内陈设设计风格有何不同,急用啊
中国室内陈设唐和宋之间应该划出一条明显的界限。内容较多,字数限制只能说个大概了。
《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P238-P258专门介绍秦汉时室内陈设:家具内型包括箱柜类家具,座榻类家具,几案类家具,寝具,屏障类家具和杂类器具。(秦汉人喜欢坐在榻上,榻可以坐,也可以睡觉,榻和今天的茶几差不多高。又秦汉人特别注重建筑的风水,甚至高过了建筑本身的实用价值。又秦汉时建房一般都一厅二室,不和其他的房连接在一起修建。)
进入汉朝时期,整个汉朝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到第一个鼎盛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使建筑,工艺家具产生显著进步,汉朝家具工艺有了长足的发展。,汉朝除了大规模建造宫殿,坛庙,陵墓外,贵族官僚的苑囿私园也出现,它们的兴建兴起共同推动了家具的发展。既是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又一个繁荣期,也是我国低型家具大发展的时期。在继承战国漆饰的基础上,漆木家具进入全盛时期,不仅数量大、种类多,而且装饰工艺也有较大的发展。汉代漆木家具杰出的装饰,使得汉代漆木家具光亮照人,精美绝伦。此外,还有各种玉制家具、竹制家具和陶质家具等,并形成了供席地起居完整组合形式的家具系列。那时,人们席地而坐,所用的家具一般为低矮型,如:席子、漆案、漆几等。随用随置,并没有固定的位置。可视为中国低矮型家具的代表时期。这一时期家具的主要特点是: (1)大多数家具均较低矮。(2)始见由低矮型向高型演时的端倪。(3)出现软垫。 (4)制作家具的材料较为广泛。具体来说,秦汉时期室内陈设格局风格和家具的设计,制作,用材的特点有:
1 以床塌为中心的起居形式
住宅内各种房间的基本功能与家具的陈设格局,我们在许多汉代的住宅建筑明器、墓室壁画和画像石上都能够看到。从许多住宅明器上的板门、交棂窗、窗内的帷幕、院中的晒衣木架,及墓室壁画和画像石上有描绘住宅内生活的场景,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住宅室内的功能与家具陈设。
大约东汉后期,随着对西域各国的频繁交流,北方少数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地区,打破了各国间相对隔绝的状态,胡床逐由西城输入,渐受欢迎。所谓胡床,就是可张可合,携带便捷,可以折叠的马扎。以后被发展成可折叠马扎、交椅等,更为重要的是为后来人们的"垂足而坐"奠定了基础。《益都耆旧传》中有"锯胡床,垂足而坐"之说。据《太平御览》记载:"灵帝好胡床。"
床与榻在功能和形式上有所不同,床略高于榻,宽于榻,可坐可卧;榻则低于床,窄于床,有独坐和两人坐等。秦汉时仅供坐用,后衍化演变成可坐可躺。刘熙«释名,释床,帐»说:"人所坐卧曰床装也,所以自装卸也。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小者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
床榻在秦汉时期得到很大发展,床开始向高型发展。«益都耆旧传»中说:"刺史每自坐高床,为从事设单席于地。"
榻也有大者。《三国吴志鲁肃传》载:“周瑜荐肃与孙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乃独引肃还,合榻对引密议天下事”。
从秦汉时期的壁画,画像砖,画像石,漆画,帛画,雕塑,板刻中可以推断,床榻是当时使用最多的家具之一。
《后汉书徐稚传》:“陈蕃为太守,不接宾客,唯(徐)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河北望都汉墓壁画中“主记史”和“主簿”各坐一榻。两榻形制,尺寸基本接近。腿间有弧形券口牙板曲线,榻面铺有席垫。
陕西绥德大瓜梁汉墓出土的石刻门楣,主要端坐小榻,前有人跪拜。江苏徐州洪楼村和茅村汉墓画像石上,都有一人独坐榻上,徐州十里铺东汉墓画像石中,有三人跪拜,一人端坐榻上的刻画。河南郸城出土的汉榻为长方形,四腿,长875毫米,宽720毫米,高190毫米,腿足横断面是矩尺形,腿间也有弧形曲线。榻面刻有隶书:“汉故博士常山大傅王君坐榻”。
床榻兴起盛行,对其装饰也悄然升温。《释名》载:“帐,张也,张旋于床上也”。可见,秦汉床上始施以床帐,冬设幔帐避暑,夏施蚊帐避蝇。
秦汉时期的屏风常与床榻配合使用。侧有屏风,烘托有序,配合建筑隔断,起挡风,屏蔽,分割,美化室内空间的作用,而构安静,稳定的空间区域氛围和效果。 榻屏是屏与榻相结合的新品种,标志汉代新兴家具的诞生。东汉李尤有一首《屏风铭》:“舍则潜避,用则设张,立则端直,处必廉方,雾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非常。“简短数句,描述了当时屏风的状态。
从汉代铜镜的装饰图形中看出汉代的屏风多为两面形和三面型。(《西京杂记》里记载有:”......云母屏风,琉璃屏风,列宝帐于桂宫,时人谓之四宝宫。”)中的侧宝屏风”等。
唐时期的室内陈设,和今天电视上看到的日本传统生活方式几乎是一样的,唐人会客喜欢直接跪在地板上,有唐人会客饭前饮茶,饭后饮酒,如果不是吃饭时间,只会给水果或点心,不会给茶的。
《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P177-P231专讲唐人建筑与室内陈设。因隋唐时的坊市制度,因而,隋唐与汉不同,唐人都热衷于建四合院,且喜欢采用中轴线和左右对称分布。唐人建房迷信的同时,还注重养身,例如:“何为安处,曰非华堂邃宇,重茵广榻之谓也。在乎南向而坐,东首而寝,阴阳适中,明暗相半。”
唐人家具有很多,富人和穷人是不一样的。重要的有:帘,帷,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遮蔽物,屏风。地上有地衣,茵褥装饰地板(估计这样跪下来才不会那么疼)。室内有绳床(可以躺下来得那种靠背椅),椅子。灯烛(唐人特别看重这玩意,社会上喜欢用蜡烛炫富。)其他的井栏,药臼,食柜,水槽,釜铛,盆瓮等基本都家家具备。还有特备重要的是几案,唐人都喜欢跪在几案前,几案有大有下,有贵有贱,用途也大不相同。
隋唐家具仍分七大类,即坐具、卧具、承具、凭具、庋具、屏具和架具。
图11三彩陶塌(西安唐墓)2独坐小榻(墩煌)3四出头官帽椅(敦煌)4圈椅(杨耀据唐《宫中图》复原)5三彩钱柜(西安唐墓)6椅(西安唐墓壁画)7圈椅(唐《纨扇仕女图》)8纨扇仕女图(月样杌子)9方凳(卫贤《高士图》)10长桌及长凳(墓高窟第473窟壁画)11屏风、案、桌、扶手椅(五代王齐翰《勘书图》)12方桌(墓高窟第85窟壁画)13住宅内的床(墓高窟第217窟壁画)14桌、靠背椅、凹形床(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
坐具
隋唐五代坐具十分丰富,并出现不少新品种。隋唐是席地坐与垂足坐并存的时代,继续发展的坐具和新出现的坐具主要是为了适应垂足,如凳类、筌蹄、胡床、榻以及椅类等。
凳类坐具如四腿八挓小凳,见于敦煌壁画。方凳见于章怀太子墓壁画和五代卫贤高士图。敦煌唐代壁画嫁娶图还绘有宽体条形坐凳,供多人同坐。还有一种圆凳,圆形坐面,下有凳腿,为西安西郊唐墓出土的彩陶说明唱俑所坐。这时新出现一种平面呈半圆形称为“月样杌子”的垂足坐具,在唐画如《纨扇仕女图》、《调琴啜茗图》、《宫中图》和《捣练图》上皆可见到(图2)。
筌蹄用竹藤编制,圆形,在南北朝时已出现在佛教活动中,隋唐流行于上层家庭。西安王家坟唐墓出土一件三彩持镜俑就坐在这样的筌蹄上,作腰鼓状,上下端及腰部都有绳状纹。筌蹄至五代演变为各式绣墩(图3)。
胡床即马扎,在隋唐继续流行。众多出土模型和壁画显示,隋唐的独坐式小榻多为壸门式。还有一种可坐多人的长榻,唐代称“长连床”,如敦煌莫高窟第196窟所绘二僧共坐一榻即是。
在两晋南北朝时已透露出若干消息的椅子,至迟在唐代中晚期已经流行。当时多称“绳床”,特别为僧尼修禅讲经所必备。白居易诗云:“坐倚绳床闲自念,前生应是一诗僧。”李白诗也说:“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这种可坐可倚的坐具实际就是椅子。稍晚在五代顾阂中《韩熙载夜宴图》中有靠背椅。《旧唐书.穆宗本记》载:“长庆二年十二月辛卯,上见群臣于紫宸殿,御大绳床。”此种皇帝专用的大尺度绳床,可能就是宝座。
圈椅出现于中晚唐,造型古拙,可从《纵扇仕女图》、《宫中图》中见到。
卧具
隋唐卧具仍以床和炕为主。
四腿床是一般的床式,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一件,长2900毫米、宽1000毫米,高500毫米,用当地红柳制成,上铺柳条。敦煌唐代经卷本着色佛传图(藏大英博物馆)描写病者与死者灵魂升天情景,上绘一四腿床,与新疆出土的木床一样。
壸门床为高级床,是隋唐家具的代表类型。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壁画绘徐侍郎夫妇共坐在一张壸门床上。床后立屏,两侧侍女侍立,床前有直栅足杌,二人倚斑丝隐囊,观看杂戏舞蹈。其壸门空朗,上部曲线作小连弧形,连接两侧陡泻的弧线,弯转有力。床框厚实,下部托泥轻巧,造型很有韵味。壸门床至唐代更为成熟,壸门曲线简洁有力,整体造型更趋匀称舒展。莫高窟唐第217窟得医图,绘一贵妇坐于壸门床上,旁立侍女抱幼婴等待医士诊病。敦煌着色佛传图上绘有摩耶夫人夜梦佛乘象入胎,夫人即卧于壸门床上。壸门床面积很大,占据室内很大空间,生活活动都在床上进行。《唐书.同昌公主传》载:“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制水晶,火齐、琉璃、玳帽等床,悉支以金龟银堑。”《隋唐佳话》:“太宗中夜闻告侯君集反,起绕床而步,亟命召之,以出其不意。”使用的都应是壸门床。
黄河以北,冬季寒冷,东北犹甚,多不用床而用炕。《旧唐书.高丽传》载:“冬月皆作长坑,下燃温火以取暖。”记载虽短,却具有普遍意义。炕燃煤或禾,既取暖又用以炊事。
承具
隋唐承具处于高、低型交替并存时期。低型承具继承两汉南北朝已臻成熟的案、几。高型如高桌、高案,处于产生和完善的过程中,数量尚不多。
低型承具供席地坐时用,较低,约高350~500毫米,隋唐时仍广泛使用,如低案、翘头低案等(图4)。
高型承具为垂足坐或站立时所用,较高,约650~880毫米,隋唐时有所创造和发展,新品种如桌类,同椅类家具一样,对以后造成很大的影响。
莫高窟晚唐第85窟壁画楞伽经变绘有两张方桌,结构形式相同,均为方形桌面,四隅各一腿,直接落地,腿间无牚,造型简朴,没有任何装饰,注重功能。从图中屠师和狗的比例来看,桌高约800毫米,是迄今最早的方桌形象。
敦煌唐代壁画弥勒下生经变嫁娶场面常绘有宴饮情状:帷幄中置一条形桌,四面垂帷,桌上布陈杯盘匙筷,男女分坐左右,从所绘尺度,桌长约2500~3200毫米。此桌与条凳共用,已为垂足坐式,为高型长桌,但因有桌幄腿部结构不得见。但有的壁画所绘长桌结构十分清楚,桌下立四条直腿,腿间无牚,其简朴情况与壁画所绘方桌一样。唐代尚无“桌”字,当时可能称为“台盘”。唐贞元十三年《济读庙北海坛祭器碑》记云:“油画台盘二.一方五尺,一方八尺。素小台盘一。”唐尺一尺约合300毫米,则上述之桌一为1500毫米、一为2400毫米,似指长度,应属长桌。
莫高窟盛唐第103窟维摩诘经变绘维摩诘坐在拔高的带斗帐和围屏的壸门小榻上,手持麈尾,倚弧形凭几。榻前置一几颇高,为与低型几案区别,姑且名曰高几。此高几画得相当仔细,几面由四块木板拼成,上绘清晰的褐色木纹,两端安翘头。几两侧曲形栅足上曲下直,排列较密,下有贴地横柑。此图形象说明几案是随坐具的加高而加高的。唐代高几国内尚无实物,但日本奈良正仓院收藏了一件相当于唐代的高几,与敦煌莫高窟第103窟不同的是直形栅足,不排除是遣唐僧从中国携归之物。
传世绘画《宫乐图》绘出唐时宫庭宴乐场面,当中置一壸门大案,两侧各有两位妇女坐在月样杌子上,还各有两个空置的月样杌。案面长方,漆成方格网状,有大边和抹头,转角为委角,饰以铜角花。案正面有壸门三洞,从人数看侧面应有六洞,近地处有交圈的托泥。在受力构件上作出壸门曲线,说明受力构件与牙板尚未分离。因是宫中使用之物,造型和漆饰颇富丽豪华。传唐阎立本《北齐校书图》的壸门大榻,与此大案结构、造型相近。
壸门大案从东汉和南北朝的坐榻及床演变而来,在唐代发展成熟。从绘画及壁画可知,带有壸门的家具在唐代使用很广,不仅用在承具如大案、小案、双层案上,也用于坐具与皮具,五代仍有延续,至宋则为新的、更简便和省工省料的梁柱结构所代替。
凭具
隋唐凭具沿习两汉南北朝,有直形凭几、弧形凭几和隐囊。
河南安阳隋张盛墓出土有直形凭几模型,几身截面梯形,腿和底村连成一体呈“山”字形,并在中部饰两道弦纹。日本正仓院所藏唐代凭几造型与此大体相类。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一件木质凭几(考古报告误为琴几),上绘漆画,是目前为止国内仅有的隋唐凭几实物。几面一字形,两端抹成弧状,木胎加彩漆绘并嵌螺锢,面上界分为七块,两端漆饰已脱落,中央五块尚清楚可辨,绘团花、折枝花和腾飞小鸟。双腿中部较细,上下两端扩大为方形,腿下有底村。底村两端抹圆,与日本正仓院所藏唐代凭几造型几乎全同。
弧形凭几产生于东汉末,多流行于长江下游,隋唐仍在使用,但已近尾声。河南隋代张盛墓出土一件陶质弧形凭几模型,弧形扶手截面梯形,三曲足为兽腿。山西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唐开元七年(719)石雕天尊像,右手执扇和拂尘,左手扶曲形凭几,几腿为弧鹄,可见其使用情况。敦煌莫高窟初唐203窟壁画维摩诘图,维摩诘坐于壸门式小榻上,上覆斗帐,右手执麈尾,前置弧形凭几,几腿亦为兽腿形。
隐囊即巨形靠枕,隋唐上承南北朝“斑丝隐囊”,无大变化。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壁画绘有墓主徐侍郎夫妇坐于壸门式床上,其妇身后即倚靠一件隐囊,其体量、造型都与唐孙位《高逸图》一样。《高逸图》绘山涛、王戎、刘伶、阮籍四人。山、阮都倚着隐囊。王维(酬张諲)诗也提到隐囊:“不逐城东游侠儿,隐囊纱帽坐弹棋。”普通百姓使用的隐囊比较简单,称“布囊”。《续玄怪录》卷四云:“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布囊坐于阶上,向月检书。”
(扶风法门寺出土的唐代银案)
庋具
南方庋具多用竹材,如笥、橱、箱、笼;北方多用木材,如箱、柜、匣、椟。因选材不同,加工工艺也不一样,造型也有差异。
唐代箱有木质、竹质、皮质三种,且有长方形和方形盝顶之别。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的八重宝函(银箱),外几重皆为盝顶式(图5)。
苟以竹或萑苇为之,是用以盛衣物、书画、饭食的矩形盛器。《大唐新语》卷四谓:“则天朝,恒州鹿泉寺僧净满有高行,众僧嫉之。乃密画女人居高楼,净满引弓射之状,藏于经筒,令其弟子诣阙告之。”《隋唐嘉话》记虞世南曰:“昔任彦升善谈经籍,时称为五经筒。”
隋唐的柜多为木制,以板作柜体,多横向放置,外设柜架以承托,有衣柜、书柜、钱柜等不同称谓。柜与箱、匣的不同在于体积较大。《开河记》云:“大业中,诏开汴渠。开河都护麻叔谋好食小儿。……城市、村坊之民有小儿者,置木柜,铁裹其缝,每夜置子于柜中,锁子。全家秉烛围守。”《朝野佥载》与《酉阳杂俎》都记有柜中藏人的类似故事。
书柜也称“文集柜”。白居易《题文集柜》诗曰:“破柏作书柜,柜牢柏复坚。收贮谁家集?题云白乐天。……自开自锁闭,置于书帷前。”有的书柜用珠宝玉石装满,《杜阳杂编》曰:“武宗皇帝会昌元年渤海责玛瑙柜,方三尺,深色如茜,所制工巧无比。用置神仙之书,置之帐侧。”唐尺有大、小尺之分,据《唐六典》,日常用尺为大尺,一尺约合296毫米,三尺方柜长宽各约890毫米。
文献中也有关于钱柜的记载。《唐书》记:“王伾茸无大志,唯务金帛宝玩。为大柜,上开一孔,使足以受物。夫妻寝止其上。”能容两人睡卧其上,可见甚大。“上开一孔”就是在柜的上面开投放钱币的小孔。西安王家坟唐墓出土一件三彩釉的钱柜,由六块板组成。两侧板略高了柜面,两端有三角形翘起为饰。上板前沿中间设一小门,靠里端开有一个足可以投抛钱币的一字孔。小门可以抽开,门板侧面钉钮头锅。前面立板也钉钮头,可以锁住。柜架于四角呈矩尺形的柜托上,悬空防潮,不使钱币锈蚀。在柜体和托架上都有帽钉状凸起装饰。柜体正面设两个圆形兽面,柜体两侧也各设一个,除装饰外,似乎还示意辟邪(图6)。
橱也供贮食藏物,一般为竖向,并常设抽屉。《癸辛杂识》曰:“昔李仁甫为长编,作木橱十枚,每橱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云仙杂记》:“许芝有妙墨八橱,巢贼乱,瘗于善和里第。事平取之,墨已不见,惟石莲匣存”,是藏墨之橱。《广舆记》:“庾易,……长中袁录慕其风,赠以鹿角,书格,蚌盘,牙笔,易将连理几竹书格报之。”此云“书格”,即书橱。
具
隋唐屏具有座屏、折屏两种,不仅挡风,还能分隔空间,衬托主体。在屏风上作画题字更可衬托气氛。
隋唐已大量用纸,屏风扇一改过去在实板上作画的做法,而以纵横木梃形成田字框架,在两面糊纸,再在纸上作画题字,正如白居易《素民间谣》所云:“尔今木为骨兮纸为面”。迅速发展中的隋唐山水、花鸟画,自然会用之于屏风,于是,张藻松石、边鸾花鸟都成了屏风画的热门,与汉晋南北朝屏风画的人物故事和或纯装饰的漆屏不同。
折屏无下座,由多数扇组成,互成夹角立于地上。屏扇都取双数,盛唐后多为六扇,即所谓“六曲屏风”,李贺诗云“周回六曲抱银兰”。扇与扇之间用丝绳或称为“屈戍”、“屈膝”、“交关”等(即今所称“折铁”、“合页”或“搭钩”)的金属件相连。唐墓壁画和日本正仓院所存“羽毛篆书屏风”、“羽毛文书屏风”、“羽毛少女屏风”及“唐草夹撷屏风”等实物,都是唐代六曲屏风。折屏一般较矮,约高1200~1650毫米,先用较宽的木条作出四个边框,框中用木格做成日、目或田字格,再于其上糊纸、绢、纱或夹缬织物,或单面或双面。
座屏以下有底座,不折叠,与折屏有别,因需空面居中,故扇数多为奇数。《唐书.魏征传》云:“征上疏有言疏奏。帝曰:‘联今闻过矣,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通典》:“太宗疏督守之名于屏,俯仰视焉,其人善恶必书其下,州郡无不率理。”《唐书旧记》:“元和四年秋……,御制前代君臣事迹十四篇,书于屏。”这些大多是座屏。莫高窟盛唐第217窟壁画得医图和第172窟壁画净土变都有座屏,前者为独扇独幅屏芯,后者为独扇三幅
架具
隋唐架具有衣架和书架。
隋唐衣架基本形象是高植两腿,中连以赏,上方有长形搭脑承架衣服,或木或竹。唐贞元十三年《济读庙北海坛祭器碑》有谓:“竹衣架四,木衣架三。”沈铨期诗云:“朝霞散彩羞衣架,晚镜分光劣镜台。”五代《韩熙载夜宴图》中也绘有衣架。
书架大致是四腿落地,中连数层搁板,上存书籍、书卷。白居易《书香山寺》诗云:“家酲满缸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唐.杨烱《卧读书架赋》云:“两足山立,双钩月生。从绳运斤,义且得于方正。量枘制凿,术乃取于纵横。功因期于学术,业可究于经明。不劳于手,无费于目。开卷则气杂香芸,挂编则色连翠竹。”唐代书架的形象见于山西高平海华寺壁画,修行的草庐内有一个书架,四腿落地,中横搁板,上搁书卷和僧人日用什物,下为壶门立板,类似以后的博古架。
二家具的装饰
大体有出木类和漆饰、镶嵌等类,有淡雅和富丽两种不同取向。
出木类即在木面饰以桐油,或索性白茬,朴素无华,多为平民施用,士大夫追求返朴归真,也常用此,称“素几杖”,白居易《素屏谣》曾有描写。“素几杖”也包括单一色漆。
唐代家具漆饰继承两汉南北朝,又吸收各族及异域文化,从而形成开朗、豪迈、富丽的风格。其花纹前期以忍冬纹、折枝花和鸟纹为主,还有联珠纹、双兽纹。后期为之一变,忍冬纹很少见而流行团花和缠枝花等花鸟图案。唐代漆饰手法则有彩绘、螺嵌、平脱、密陀僧绘等,并新创了雕漆工艺。
金银平脱是从汉代贴金银片发展而来,做法是用极薄的金银片剪成图案,贴于器上,然后涂二三层漆,经研磨使金银片显露,成为闪光的纹饰。金银平脱是唐代工匠的创造,盛行一时,成为帝王享用的高级器物。《酉阳杂俎》曾记曰:“安禄山恩宠莫比,赐赍无数,其所赐品目有:金平脱犀头匙筋、金银平脱隔馄饨盘、平脱着足叠子、银平脱破觚、银平脱食台盘。又贵妃赐禄山金平脱装具、玉合、金平脱铁面碗。”
螺锢应用于漆木器,在唐代有很大发展,有的在螺锢上加浅刻,增加表现层次。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一件嵌螺锢木双陆局,长28厘米、高7.8厘米,曲尺形腿,腿间开壶门光洞,下有托泥。盘两长边中间为月牙形城,左右各有六个螺锢花眼。盘中间有纵、横格线各两条,围成画面,上嵌云头、折枝花和飞鸟螺锢,总体与日本正仓院藏双陆局相似。
雕漆是唐代新创的装饰技法,是在木胎上先平涂薄漆数十道,再雕刻漆层成形。战国有类似做法,但是先在木胎上雕刻成形,然后上漆,与唐代不同。
彩绘是漆饰的主要技法,为历代普遍使用,唐代亦然。唐代家具上的彩绘可从传世唐画如《宫中图》、《宫乐图》、《纨扇仕女图》、《捣练图》上的壸门大案、月样杌子和圈椅等家具上看到。
到宋代,以汉人为主的社会,就和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那种古人的生活方式基本一样的了,高屋建瓴,立式家具,桌子,椅子,凳子。
《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P157-P200专讲宋代建筑和室内陈设,宋代首先是梁柱式框架结构取代了隋唐史的箱型壶门结构。宋代家具有:被褥和幄(相当于现代在床四周支起来的罩子),枕席(枕头),席子,灯和蜡烛,扇子,镜子,唾壶,溺器,暖水瓶,暖足器,各种香(熏香),扫帚,地衣等等。
又宋及以后的朝代家具都有专书例如: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0年 邵晓峰著《中国宋代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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